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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怀抱华美颓败的土地，决意对半个世纪的土地做出重述。莫言郑重地将土地放在记忆的丰碑前，看着它在历史中渐渐荒废并确认它在荒废中重新获得庄严、熔铸、锋利。
■《生死疲劳》是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在这次神圣的“认祖归宗”仪式中，小说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像力草灰蛇线般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
■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充满了吊诡和狂热、唏嘘和罹难。当转世为人的“大头儿”终于执着坚定地叙述时，我们看到一条生气沛然的人与土地、生与死、苦难与慈悲的大河，流进了我们的心田。
■在莫言对伟大古典小说呼应的那一刻，聆听到了“章回体”那最亲切熟悉的大音；莫言承受着生死疲劳的磨砺以及冤缠孽结，将中国人百感交集、庞杂喧哗的苦难经验化为纯美准确的诗篇，祈祷祖国庄严、宁静，祈望人类丰沛的生命祥和、自然。
编者按 １月２３日下午２点，著名作家莫言携长篇新作《生死疲劳》做客本报正义网，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并与网友们交流，这里摘录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
《生死疲劳》是１月８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可能大多数读者还没有看完这本书您能简略介绍一下内容吗？
这本书应该算是一部跟乡村历史相关的小说，所涉及到的时间跨度是５０年。最重要的主题，也就是使我产生创作冲动的就是农民跟土地的关系。另外我在小说里借助了六道轮回这个非常具有东方特色的思想素材，塑造了一个在畜生道里不断转生成牛、猪、狗、猴子，在２０００年开始的夜晚又变成了人的形象，这在我们中国的古典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里有很多类似的写法，这跟宣扬封建迷信是两码事，就是想借助这样的形式，扩展一种视角。
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选择了这样的主题？
我觉得农民跟土地的关系是我们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非常突出而重要的问题，讲到农村，讲到农民，讲到封建社会一步一步的变迁，实际是跟土地所有制密切相关的。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到现在，农村的所有变化都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变化带起来的。从８０年代以来开始的新时期文学，大部分是写农村题材的，但大多数我想是停留在对农村的落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的描述上。没有一部描述从５０年代初到２０００年这么一个时期的小说。所以我想写一部相对完整的、能够概括出农村的核心问题的小说。我有这个想法都有四十多年了。
但我实际是想通过土地事件，表现出一种人性，也就是想通过小说里的当代农民蓝脸，塑造这么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且能够顶着重重压力，一直顽抗到底，非常个性化的典型人物的形象。
您塑造的蓝脸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吗？
确实有一定的人物原型。他是我那个乡的一个农民，当时非常出名。那时，只有他在农民公社集体土地的重重包围之下一个人完全坚持单干，他的老婆、孩子都跟他分道扬镳了。６０年代初期，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经常看见他推着一辆木轮车，从我们学校的门前吱吱嘎嘎地走过，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我走上创作道路之后，脑海里也总是回忆这个人，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写他。
时至今日，现代化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拥有固定的土地了，带来的转变不仅是小农意识的改变，更深层次的是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和情感联系的破坏和重塑。对此您怎么看待？
造成农民逃离土地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我还是要向古典的农民、传统的农民，把土地视为自己根本的农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当所有的人逃离了土地，当所有的农民把土地抛弃之后，我觉得一个社会也是非常危险了。我是有土地情结的，当我每次走到田野的时候，站在土地上感觉到非常的踏实。当一个人走在水泥地面的时候，会感觉人跟大地隔了很多层。
这本书为什么用《生死疲劳》这个书名呢？您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佛语：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有什么寓意吗？
有一年我去承德参观了一些庙宇，看到了有关六道轮回的非常生动的雕塑，这时我突然感觉到，六道轮回实际上可以变成一种小说结构。六道轮回是佛教的东西，而佛教已经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意识。实际上六道轮回变成了人生的哲学，变成了支撑老百姓行为的一种道德规范，也就是说，人们往往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费解的问题，借助于这种轮回，这种报应，来鼓励自己继续沿着生活的道路往下走。
我拜读了一些佛教的经典，佛教认为，做人也好，做畜生也好，做恶鬼也好，都是六道，尽管有高有低，实际都不是理想的境界。在我看来，所谓的六道轮回实际上是欲望的轮回。所有的痛苦都是在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产生的。生死疲劳，就是欲之所使，就是六道轮回。这部小说里，我描写了坚持单干的蓝脸，也描写了誓死捍卫人民公社大集体的书记，也有所谓农村企业家变态的、疯狂的形象，也描写了一些腐败的官员，这些人为了捍卫某些东西而进入一种疯狂境界，实际都是跟欲望有密切的关系。我把跟这些字有关的前后几句话提示给读者，作为阅读小说时深层次上的挖掘。如果改换一个角度，站在佛教的思想上读这部小说，可能就会得到哲学的思考结果。
“莫言”是我，又不是我
这部小说在语言上有什么探索吗？
我的小说语言应该是从《红高粱》开始就带有一种狂欢的性质，对传统的书面语言也有所冒犯，是非常不规范的、具有冲击力的。这部小说依然保持了我的语言的张力和热情，同时也出现一些变化，比如写到猪的时候，充满了狂欢的语言风格；当“莫言”直接跳出来说话的时候，又变得非常的书面化，很多的书面语。
我试图让每一个阶段的语言有所区别，至于实现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等待读者的裁判了。跟以前不同的是，由于有了电脑，我在修改的过程中，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打磨。当年写《红高粱》的时候，写完一稿就拿去出版，现在回过头看，还是有经不起推敲的病句，这种现象在《生死疲劳》里就没有了。
一些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是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的致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
这部小说采用了章回体的结构，而且使用的是说书人的叙事方式。这是我这几年来考虑的结果，不仅仅是小说的形式，也体现了小说内在的结构感。由于采用了章回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叙事人、说书人的传统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复活。
我们的古典作品都采用了章回体的结构，很有名的《烈火金刚》、《吕梁英雄传》也是章回体的现实主义小说。我们的传统小说，实际是由说书人对着他的听众讲话，也就是一种滔滔不绝的语言的潮流在往前推动，或者是故事带动了人往前走。
我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主要的考虑是怎样把陈旧、古老的故事写得富有新意，怎样使小说的内容出奇、出新，语言、结构上也有新意。
小说中除了两位叙事者之外，还出现了一个作家“莫言”，让“莫言”作为一个当事人出现在叙述中有什么目的吗？
古典小说的说书人是固定的不变的视角，这种方式已经被许多西方国家的小说家所抛弃。我在小说刚开始写的时候有两个人对话，一个是西门闹，他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经历；另外是小说主人公的儿子蓝解放，他一方面是倾听者，一方面也是故事当中的人物。但是这两个都是有限制的视角，在叙述中必然会出现很多的漏洞，当这两个人都不在场的时候，假如有一些事非常需要叙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为了让叙述变得更加生动活泼，具有多重性的意义，我就借用了所谓源小说的技巧，让作家直接进入小说。那么，小说中“莫言”既是作家本身，也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是我也不是我。另外，也用了他的很多作品，这就造成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选择这样的形式达到了您想实现的目的了吗？
现实主义小说曾经出现过很多的伟大作家，也出现了很多经典性的作品，这就逼着后人在写法上要另辟蹊径，这也是为何出现了很多现代派小说作家的重要原因。前辈所创造的业绩和作品太辉煌，逼着后来的作家只有从小说技巧上另想办法，我想六道轮回也是对小说形式带着一定技巧方面革新的写法。也是我向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对中国小说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的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告别或致敬。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在小说领域里，我们也大量地接受了一些过去没有接触的东西，像这种小说新的写法，对我们这些年轻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了２０年。２０年来，许多模仿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写法的小说很多，我们之所以永远写不出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就是在于我们老是跟着人家后面，老是克隆一些类似的素材，而我们中国的魔幻小说，或者是超现实小说，应该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思想素材上。所以我借用了六道轮回的方式，一方面向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表示敬意，另外也是以我们民族自己的素材跟它们对抗。
请问这是您以后创作的方向吗？
肯定不是了，这种事试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下一部依然是章回体，首先造成了形式上的重复感，我觉得不管别人怎么样评价，我是特别不愿意重复自己的写作者。小说尽管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有无数的作家写出了无数的作品，好像方法被穷尽了。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广阔的发展天地的。我的１０部长篇，都在写作的时候对结构问题冥思苦想，但还是存在很多的可能性。
用笔写作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
很多人都认为您拥有疯狂的想象力，这使您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美丽，您的这种非凡的想象力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呢？
这种想象力一部分是先天的禀赋，跟后天的训练也有关系。我们的教育，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某种意义上对人的想象力都有进行遏制和破坏的现象。我很小就喜欢做白日梦，在小学辍学之后，在荒原上放了很长时间的牛，一个小孩赶上几头牛在草地上整天不见别的人，除了胡思乱想也干不了别的事。我的想象力比较发达，可能跟我很早回到农村，在没有人管的状态下成长有一定的关系，我的想象力的天赋没有受到太多遏制。另外，在长期的乡村生活中，我接受的是一种来自民间文化的熏陶和教育。这时我尽管脱离了书本、脱离了课本，但是民间口头流传的大量的超现实的故事、大量的人和大自然之间密切相连的象征性的故事进入了我的脑海，培养了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思维方式。
您的作品多是农村题材的，在您脱离了农村生活之后这么久，您是如何获得农村生活的素材呢？
任何一个作家，他的写作都跟他的生活积累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作家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作品，肯定是跟他前２０年的生活关系非常之大，但是如果一个作家长期地不补充自己的生活，不补充自己的创作资源，我想他的创作很快会枯竭，即便咬牙切齿地往下写，也会跟时代脱钩。
我写作２０年来，早期调动的确实是过去的生活积累，但是农村的新鲜生活一直像活水一样注入到我的资源库里来。我有很多亲人在农村，现在农村的通信条件也好，村里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会很快地到达我这里，邻居家买一头牛，突然生了三头小牛，我５分钟后就从电话里知道了。我小说里写到生了一群小猪崽，也是跟这个有关系。这些例子就说明，当下发生的生活不断地补充我的资源库。我的小说能够做到不太多的重复，就是跟我有意识地保持与当下农村的密切联系有关。
有的生活我没有直接经历过，但是作为作家，在长期的训练之后应该掌握最基本的技巧，就是重构生活的能力。用最通俗的话讲，就是拿自心比人心。一个人的经历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积累出人的思维、人的感情、最基本的生活经验，这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内是不会变质的，这样就可以让我们推己度人，虚构生活，把别人的生活想像成自己的生活。只要写得有个性，符合生活逻辑，符合感情逻辑，这个人物就可信，即便是虚构的，也会产生一种说服力。
我看到的资料说，您的这部长达５５万字的小说是在４３天内完成的，这个速度相当惊人。
但我为此积累了４３年。
这部作品我是用笔写的。我曾经在８０年代也创造了一天写１万字的速度，但是用电脑之后越写越慢，我觉得电脑写作是对我很大的束缚，写出来的东西不知写到哪里去了，像是写到云上、水上了。用笔写作，每写完一篇稿纸都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收获感，看着稿纸一天一天地长高，积极性就越来越大。
当然写完了，还得让人帮我录到电脑中去，而且还进行了修改，改得也非常认真，甚至是字斟句酌。电脑适合修改文章，比如小说中的“西门”原来是叫“司马”，我觉得不好，要换成“西门”，如果用笔、纸换的话，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而且很有可能会漏掉，用电脑就非常简单了。
您为什么用“西门”替换了“司马”？您的作品中的人物名字是否也像《红楼梦》一样隐含了什么寓意？
我过去的一部作品中曾经使用过“司马”这个姓氏，我不愿意给读者造成重复的印象。
最近有一些小说，尽管用了假名字，还是引起了法律上的一些问题。我刚开始写《红高粱》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用了我们一个邻居的名字，当时想，写完了就把这个人名换掉，但是写完之后，就感觉不能换掉，以至于当小说发表的时候，被我使用了真名的邻居很不高兴。我的小说里使用了高密东北乡的概念，我的老家是高密县，确实也有一个东北乡，在我８０年代第一篇有关高密东北乡的小说出来的时候，我的家乡人也不理解，后来随着我写作的历史增长，高密东北乡越来越变成了我的招牌，这种不理解的现象也逐渐地没有了。大家都知道高密东北乡已经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学概念，这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一个虚构的文学地名。
您在写作的时候大概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
我写作的时候，既是作家，本身也是跟小说里的人物息息相关，这时我觉得周围真实的物质事件跟我小说里的事件是融为一体的，某种意义上，我跟小说里的人物在一起生活，仿佛是我自己，又不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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