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特别考虑你的前途、家庭、事业和出路等，依法对你判处缓刑，不予关押，希望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郑州高新区法院一份《对缓刑人员预告书》中的话。据２月１３日《郑州晚报》报道，从２００５年下半年开始，针对缓刑期间犯罪有所抬头的现象，郑州高新区法院对缓刑人员实施预告书制度，已有１０多位缓刑人员接到法院的预告书，据说此举效果良好，“截止到目前无一人重新犯罪”。

媒体在报道时用了“人文关怀”的宣传定语，让人深刻感受到这一创意的温情。不可否认，将缓刑期内的行为后果告知缓刑人员，规劝其珍惜机会归复社会，这体现出司法机关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但以“目前无一人重新犯罪”来印证预告书的“良好效果”，笔者以为有些夸大其词。在我看来，二者之间有无必然的联系还未为可知，而“预告书”的作用也仅仅在于程序上的宣示和预告，并不能承载实体上制度正义的功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简单的道理，造成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原因，不可能是缓刑人员缺乏对行为后果的预知。恰恰相反，往往是由于监督考察机关监管措施的虚置，以及相关制度设计的缺失，才导致缓刑期间的犯罪抬头。虽然法律规定，缓刑人员“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然而对于如何考察和配合，立法并没有设计具体的标准、程序及相关责任等。实践中，一些基层派出所长期存在“重办案、轻监管”的思想，对于缓刑人员的教育管理经常会由于案件多、工作量大而流于形式，有些缓刑人员甚至长期脱管、漏管。这种状况直接导致缓刑人员“缓等于放”的心理误区，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模糊了自己的身份界限，从而再度犯罪。

当然，我们并不能排除缓刑人员因为自身意志薄弱而重归歧途，但从法律上看，缓刑人员依然是“戴罪之身”，对其实施监督改造依然是执法部门的职责。这种职责，不能推脱给缓刑人员自身法制观念的提高，也不能依靠“预告书”这样的程序创新，而有待于健全的社会制度来实现。

对罪犯的社会矫正，向来都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缓刑制度原意旨在通过对刑罚的暂缓执行，以社会化的方式促使罪犯尽快归复社会。但如果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监管，缺乏有效的教育管理，而致使缓刑人员重新犯罪，这不仅彻底崩溃了缓刑制度的价值基础，反而使其成为“纵容轻犯”的制度恶源。

基于这种认识，通过预告书的形式提醒缓刑人员珍惜机会、防止再犯，也可谓用心良苦的创新之举，显示出了司法机关重视缓刑人员的后期改造。但笔者以为这还只是一种创意，难以承载起制度的功能。对于缓刑人员来说，预告书始终只是一种提醒和忠告；对于执法部门而言，预告书也只是蕴涵着程序上的某种传递价值。要从实体上有效地预防缓刑人员重新犯罪，还必须从制度上谋求完善，比如：建立缓刑执行保证制度，出台对缓刑人员监管考察的衡量标准和操作程序，构建一套完整、规范的社会帮教机制，增设有关缓刑负担的规定，等等。

让人欣喜的是，郑州高新区法院显然意识到以上问题。其院长表示，预防缓刑人员重新犯罪，预告书制度只是一项，以后还会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只不过，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对缓刑人员的监管教育，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更需要公检法部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基层组织、单位、学校和群众等构成监管网络、强化社区矫正。只有各部门和社区形成监管合力，把对缓刑人员的监管教育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让缓刑人员平稳度过缓刑归复期，安全实现从罪犯到良民的“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