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念错字是极平常之事。汉字有五六万个，老百姓没有必要都认识；连三四千个常用字，也不能要求人人念准确。比如一个水利工程师，只要能造起坚固漂亮的大坝，他将堤坝之“堤”说成“提”，无伤大雅。又比如哪怕一个作家，他不知道“淙淙”的读音，只要他能把这个词妥帖安置于行文之中，他又不当众朗读这文句，算不上太丢份儿。“祥子”在大排档与工友神聊海侃，他说不说错字，关别人啥事？

但是面对大众的播音员、主持人和演员等等，更有一贯以“文化学者”自居、经常训导别人之人，就不同了。人们不能要求他们去背《康熙字典》，甚至也不巴望他们把常用字全部读准确，但是他们手头备一本一般的文字工具书，遇到读不准的音翻一翻，还是有必要的吧。

这些经常抛头露面，以他们的声音和“文化”塑造形象，教给众人以知识的人读错了字，不光有损他们自己和他们所代表的单位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可能谬种流传。而万一他们读错了字，表示一下歉意，并立即更正，这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

比如，著名配音演员曹雷，一次不慎将“一叶扁舟”之“扁”读作“匾”。当她发现自己的错误读音已制成音带时，诚恳地说：“实在是误人子弟，也对不起那位（原作者）泰戈尔老先生（其实是翻译家用了那么个文绉绉的词儿，而不是泰戈尔）。”她还要“借媒介向众人赔个不是”，其情可鉴。她并自嘲这是“阴沟里翻船”。这才是君子风度。

这回，大文化学者余秋雨在青歌赛上将“仁者乐山”之“乐”读成“勒”，有识者指此字在这里读“要”。余秋雨狡辩道：“我在评点时还愣了一下，想要不要读‘要’。但我想对大部分读者来说并不知道这个读音，所以我才读了大家熟悉的读音。”

他甚至讽刺正确读音者为“字典派”。字典派有什么不好？你离得了字典吗？有人为余秋雨辩护，说不能“苛责”他，读音应遵循“约定俗成”原则，云云。

苛责，意即“过严地责备”。可是没有人“责备”谁，人家不过纠正了一个读音而已，就是说，请把“一”读成“一”，而不要读成“二”，何“责备”之有？当然更没有什么“过严”——不符合事实的责备，才叫“过严”呢！

至于读音的“约定俗成”，也有过去读某音，如今准读另音的，但那要经过权威和大众认可；否则，有人读原来的音，有人读“俗成”之音，一通乱念，学话的孩子会莫衷一是。比如上述“一叶扁舟”之“扁”，如果其音或正读为“偏”，或“俗成”为“贬”，到底该怎么念呢？还有，作为姓氏的“仇”字，你是念“绸”，还是念“囚”？有一个姓“解”的人，你总不能叫他“老姐”吧？

以余秋雨的张扬个性，他如果真知道那个读音，早卖弄上了，还会“一愣”？把“仁者乐山”之“乐”说成“勒”，即说明他理解错了，因为“仁者乐山”之“乐”当“爱好”讲，并不是“快乐”的意思——正如“音乐”之“乐”必须读“月”一样。“暴乐”之“乐”当“稀疏”讲，还念“ｌｕｏ落”呢。

现在的很多风云人物，文字功夫大都欠佳。看似很有学问，或者自我感觉学问挺大的人，一刨根问底，就露馅了。露馅没有关系，像可敬的曹雷女士那样，谦虚谨慎一些，总可以吧？

那次倪萍把“关卡”的“卡”读成“卡片”的“卡”，人家指出来，她说她老家就那么念——其实这根本不是方言和普通话读音差别的问题。

朱军在采访大卫·科波菲尔时，居然把“腼腆”说成“腼典”；饰演毛泽东的古月，湖南口音模仿得挺像，却大大咧咧把人家“韩复榘”喊成了“韩复渠”；上届青歌赛点评人之一滕先生，也将“和”的第四声念成了第二声……

另，咱们经常在广播电视里听到类似于“机戒（械）”、“包屁（庇）”、“漆（膝）盖”、“狡（角）色”……这样的读法，真是错声一片，难道都属于“约定俗成”？

吃“开口饭”的人，用心认字吧，别再拿“约定俗成”当遮羞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