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毕业以后直接到深圳华为公司从事研发工作的胡新宇，在４月底住进医院以前，从事一个封闭研发的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５月２８日晚，２５岁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日前，华为新闻发言人表示，虽然过度劳累与胡新宇死亡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实也有相关性（《第一财经日报》６月１日）。

其实，在华为员工胡新宇英年早逝之前，“过劳死”就曾经引起过媒体的关注。在“百度”搜索引擎上键入“过劳死”，瞬间就能搜索到２６万多条相关信息。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因亲人过劳死而赢得相关诉讼的案例（《检察日报》２００５年３月２日）。原因很明显：对此类问题法律没有规定，甚至“过劳死”的概念也不清楚。

或许有人会说，《劳动法》已经规定了对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和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特别是有关工作时间和加班的规定，足以引起用人单位的重视，应当能有效防止“过劳死”。不过，在笔者看来，《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因为不具备可操作性，只能是“看上去很美”。理由很简单，在目前全社会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哪一个劳动者胆敢冒着被用人单位报复“炒鱿鱼”的危险，去争取《劳动法》上的权利呢？虽然“农民工讨薪”诉诸法律的事情也常见报端，但多是在与原雇主结束或者被迫结束雇佣关系后才开始维权的。笔者注意到，在近日《劳动合同法》的征求意见稿里，也没能很好地对这样的问题作出规定。

有观点认为，应当对“过劳死”进行规制，至少在法律上应规定过劳死的构成要件、认定程序、赔偿标准等。也有观点认为，因为各行各业的劳动形式不同，很难测定出不同行业的劳动量特别是脑力劳动量正常的标准，进而制定出“过度劳动”的标准。因此，法律规制“过劳死”是非常困难的。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有道理。后者反映的立法上的困难是合理的。我们不能制定出正常的劳动量标准，因此也不可能有“过度劳动”的标准。前者反映的是事后救济的思路。但笔者认为，主张法律规制“过劳死”的目的，不应该局限于“死后补偿”，而应该从“事前预防”此类死亡的发生上下功夫。

如前所述，现行《劳动法》面对“过劳死”很无奈的原因是劳动者诉诸法律时有顾虑，担心被用人单位“炒鱿鱼”或秋后算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劳动者自我保护的信心必将显现，“过劳死”自然就能得到遏制。从理论上讲，劳动者权利还是由其自身进行保护才最有效。笔者认为，劳动者通过其自愿结合的群众性组织——工会来实现权利保障是可行的，如现行《工会法》第三章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工会的权利和义务。

当然，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基层工会一般在行政上隶属于相应的用人单位，事实上是单位的一个协助管理部门，有的用人单位因各种原因甚至没有建立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工会能真正代表职工利益、保障职工权利。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工会的独立性存在缺陷，工会并没有真正实现《工会法》第四条所规定的“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应当指出的是，依照《工会法》的规定，除了单位内部成立的工会之外，还可以有行业工会、各级地方总工会，乃至全国总工会，如果充分发挥这些工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特别是赋予其保护劳动者利益的责任，使其有力量对用人单位的劳动违法行为采取行动，则劳动者也就可以减少主张权利时的后顾之忧。

笔者也希望在已经酝酿日久且仍在讨论过程中的《工会法》相关制度改革能重视工会的作用，对“过劳死”等亟待解决的劳动者权利保障问题作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