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蒲县多户山羊、绵羊养殖散户接到通知,政府要封山禁牧,要求限期10天内把羊卖掉,否则就要罚款。突如其来的“卖羊令”让农户难以接受。迫于压力,他们有的把羊贱价卖给羊贩子,有的则赶着羊群、拖家带口离开蒲县,等待羊价上涨再卖出。

　　对此,蒲县林业局副局长称,10天只是摸底时间,实际专项行动为4个月。面对农民的经济损失,他表示,搞养殖需要承担政策、经营、市场三方面风险。

　　封山禁牧本为善意 限期“卖羊令”却无法律依据

　　近年来,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还草成为地方政府的保护本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小编查阅资料发现,在2015年底,山西省政府出台《吕梁山生态脆弱区林业生态综合治理工程规划纲要(2016-2020年)》,其中也明确将吕梁山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工程区域列入封禁重点。隶属吕梁山生态脆弱区的蒲县在2000年就开始封山禁牧,从近年的数据资料可以看出,自禁牧以来蒲县全县林木覆盖率从2000年的31%提高到现在的53.5%,“封山禁牧”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毫无疑问这是为了让山变青,水变绿,沙尘少,环境好,是为了造福山西吕梁地区的子孙后代。在保护环境方面,这样的“禁牧”的举措是有效的,也是应该继续执行的。

　　在“封山禁牧专项整治行动”下,为逃避超期后每只羊100元的罚款,大部分散养户被迫将羊贱价出售给各地蜂拥而至的羊贩子,极个别散养户还另觅他法将羊群迁移到邻县放养。

　　但从当地政府因封山禁牧所产生的“卖羊令”这类做法,却让人心寒。初衷很美,结果很坏,这是值得警惕和深思的事情。

　　从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蒲县政府要求限期卖羊的对象主要是散养户,理由是:对羊群品种不适宜圈养,不具备养殖条件,既没有充足的饲草,又没有标准圈舍的养殖户,必须限期取缔。从表面上看,出台“卖羊令”是因为封山禁牧、环境保护的需要,这样的理由冠冕堂皇,看似无可厚非。但从论证角度而言,我们需要明确,农民散养羊是否违法法律规定?

　　根据我国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示范奖励等措施,扶持规模化、标准化畜禽养殖,支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进行标准化改造和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与改造,鼓励分散饲养向集约饲养方式转变。”虽然国家对规模化养殖持鼓励态度,但并未规定对不符合规模养殖的条件的散养户,就要取缔封杀。“法无禁止即可为”,由此可见,蒲县政府所“必须限期取缔”并无法律依据。

　　一纸通知浇灭致富希望 朝令夕改失政府公信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必须封山育林的地方,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封山育林。《山西省封山禁牧办法》同时也规定,封山禁牧应当坚持统筹规划、以封为主、禁牧与圈养、恢复生态和保护农民利益相结合。而蒲县从一开始的鼓励养殖业发展,到两年后的“一刀切”行为,也与上述原则不符。善变的政策,裹挟的不仅有山羊,还包括圈养的绵羊,几乎浇灭了农民致富的希望,让他们从勤奋劳作到不知所措,也让政府公信力降到低点。

　　而此类朝令夕改的行为并非只在蒲县,2014年12月29日,小汽车“限购令”突降深圳,多部门组成的“执法队”旋即封锁了部分4S店,禁止汽车交易。让市民难以接受的是,就在前段时间,深圳市政府主要领导和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还曾多次表态,深圳将以市场手段治堵,不会采取行政手段“限购”“限外”。如此打脸之举的理由是防治交通拥堵、空气污染。

    而朝令夕改速度之最当属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今年7月9日,该区委、区政府下发了一份《关于取消“双休日”休假的通知》。而在第二天中午,该区又发文取消之前文件。

　　回归到本次事件,政府出台政策调整结构,本身无可厚非,而且还应大力提倡。但政策是否科学?有无调研论证?出台的程序是否合法?权力是否是依法行使?这些问题理应伴随着政策出台的整个过程。遗憾的是,我们在这“一刀切”的禁令、高标准高投入的要求和一言不合就罚款的规定中,并没有读出这些内容。

　　权力任性要不得 政府还需逐步引导圈养

　　作为羊的主人,这些散养户拥有对所养的羊的处置权益,如何卖?以什么样的价格卖?这些都是财产权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但一纸限期“卖羊令”却几乎剥夺了其将个人财产的处分权益。不管是限期10天还是限期4个月,强迫农户卖羊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

　　虽然在卖羊之外,政府给出了解决办法——圈养,但结合实际来看,该条“出路”缺乏经济层面的操作性。按照政府的说法,圈养除了须达国家规定标准外,养殖户还需最少投入15万元去建设配套设施,一般村民根本负担不起。而根据国家提出规模化养殖,应该是以点带面,逐渐引导散户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最终由地方政府出规划形成园区模式。蒲县畜牧局所提供的圈养标准连专家也“不知从何而来”,所以以这个标准去界定,对不合标准的采取限期强卖措施不合理。指望养羊致富的农民只得却步,选择贱卖或携羊远走。

　　由此可见,这种“一纸定”、“一刀切”的做法不仅缺乏对公民财产权益的尊重,而且其行政行为本身也是缺乏合理性。

　　“民之所需,政必所行”,在以人为本的当下,行政权力代表着政府形象,更代表着民心所指,脱离实际的行政命令只会让“共享”发展成果成为空谈。生态环境和农民利益不是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关系,只要当地政府拿出作为,是可以做到统筹兼顾的,至少“卖羊令”不该出现。当地政府完全可以引导农民通过寄养、合作社等方式,逐渐引导散户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最终形成规模养殖。

　　封山禁牧本是出自善意,但若以损害农户权益为代价,这样的任性要不得。公权需规范,私权需保护。能否在具体行政过程中体现这个要求,不仅反映的是行政长官的法治素养,而且也展现整个社会的法治水平。如此说来,“卖羊令”的背后,应该引起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