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官员“下海”,重在防止权力下海

时间:2013-09-16 09:06:00作者:徐清 舒圣祥 黄磊 汪昌莲新闻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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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两名“60后”和“70后”官员先后弃政从商的消息近日成为舆论焦点,有专家对此称好,认为有利于人才交流、淡化官位;也有人担心弃政从商官员仍会利用旧有资源进行隐形权力寻租。官员“下海”,应该如何筑好制度“防火墙”?

  重在防止权力下海

  徐清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官员下海早已司空见惯,为什么旧闻又能成为今日之“新闻”?归根结底,是民众担忧下海官员利用以前的资源进行隐性权力寻租。关键应完善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充分消减离职官员的“权力磁场”,在推动官员下海的同时防治“权力下海”。

  落实离职时间隔离相关法律规定,使炙手可热的权力得以冷却。离职官员可能利用在职时的权力人脉及影响力谋取私利,影响社会公平竞争,损害公众利益。为此,我国公务员法第102条规定:“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一些地方法规的限制更严,如上海将副处级以上干部的离职禁限期规定为三年。遗憾的是,这些规定因缺乏可操作性仍停留在纸上。因此,应探索建立官员离职公示制度,要求离职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在所属政府网站以及当地主要媒体上公示其履历、离职时间、去向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确保离职禁限期真正得到落实。

  强化监管,防止官员下海后过期权力得以延期。公务员法规定,官员离职后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中纪委对县处级以上官员规定了“三年两不准”的行为限制。但是,在由谁来认定、如何认定原管辖业务范围、营利性等关键问题上,各种规定含糊其辞,致使对离职官员的各种禁止“禁而不止”。因此,应建立离职公务员就业许可及公示制度。离职官员再就业的,应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就业申请,提交个人履历、再就业的行业、获得工作的渠道等相关信息,社会保障部门可以约请行业主管部门、纪委等相关部门对是否存在竞业禁止、权力寻租等问题进行审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许可决定的,应在部门网站上公示并函告离职官员原隶属政府机关;后者接到离职官员最新去向信息后,及时在部门网站上予以公示。

  严格法律责任,全面惩治过期权力腐败以安民心。公务员法规定,离职官员违反离职后行为禁止性规定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并由工商部门对离职官员及接受单位实行双罚制。笔者认为,公务员主管部门担任执法主体,不仅执法正当性不足,而且离职官员如果曾担任过若干职务,还可能发生执法主体的冲突和缺位问题;工商部门的监管也可能无法涵盖所有的营利性领域。建议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离职官员进行监管:离职官员违反离职禁止性规定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接受单位明知离职官员违反离职行为禁止规定仍接受其任职的,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暂停营业等行政处罚;存在权钱交易行为的,按刑法相关规定处罚。

 

  “下海”官员离任审计了吗

  舒圣祥

  李克强总理说,“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官员没有通过腐败寻租的手段,而是选择下海经商,值得尊敬。相比之前那些“保留身份、保留职务、保留待遇”优厚条件下的带薪下海经商,已经要强很多。

  但是,无论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还是基于保护下海官员,都非常有必要对官员下海进行严格规范。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下海经商官员必须经过离任审计,并公示家庭财产。对此,办理公务交接手续,必要时按照规定接受审计。”只可惜,之前的辞职官员似乎都达不到“必要时”,因此也就无需审计;离职审计的条款事实上名存实亡。

  如果说离任审计是要排除下海官员在职期间的寻租交易与腐败可能,那么下海后的任职限制则是要避免腐败期权兑现与权力人脉丝连。对此,公务员法也有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是,这一条款的可操作性很差,罚则也不给力,无论是辞职年限还是从商领域上的约束都微乎其微。

  规范官员下海,首先需要厘清规则,然后才谈得上守则。凡辞职下海必经离任审计,必先公示财产,必须严格执行任职限制——唯其如此,才不至于让正常的官员流动皆成可疑的行为。

 

  官员有制,下海无忧

  黄磊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实现自己的梦想,官员也不例外。同样,从官员个体而言,百姓也并非不舍而绑定他们,更不是非要他们终身为官。百姓所关心的,是这个“下海群体”背后是否可能存在权力寻租或者权力光环效应。百姓是怕社会缺乏机制制约,导致官员转职成为谋求不法利益的一种手段。

  从社会人才流动角度而言,人才结构的合理配置和流动渠道,能有效盘活社会人才资源。让更多优秀人才能在商界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将增进社会的创新与活力;同样,让更多商界、学界有管理能力和观念超前的人员进入仕途,也能够促进政府观念的改观、提升行政执行力。官员辞职“下海”,于国而言,能有效精简机构、缩减公共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于民而言,也给想转战商海的公职人员一条实现自己梦想的道路,可以说善莫大焉。

  但民众的忧虑也并非不无道理。我国目前尚未全面建立官员财产申报、财产公开和经济审计等配套制度,高位转职更会让人有“权力余温”发挥作用的猜测。我们也很难界定官员直接跃居企业顶层的价值是否就是本人能力使然。毕竟,在中国的现状,“人脉”、“关系”、“影响力”本身就代表着某种隐晦而又不可替代的价值。

  如何消除民众忧虑?笔者认为有效机制是保障。首先,应严格执行“职业隔离期”以降低权力余温,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管辖范围内任职或从事有关活动,这项规定应该得到不折不扣执行。其次,建立官员责任终身制,将官员任内职务犯罪责任以永久追溯的方式锁定,防止官员在任中以权谋私,下海后甚至追溯期后再行获利。第三,建立离职财产专项年审制,对官员离任后收益以年审方式进行审计,做到透明公开。只有官员流动有制可依,民众才能高枕无忧。

 

  弃官从商应规避“勾肩搭背”

  汪昌莲

  相比政界及专家看重官员“弃政从商”所释放出来的打破公务员终身制、促进人才双向流动等积极因素,人们似乎更关注由此衍生出来的诸多弊端,如官员违规“弃官从商”、利用官场人脉关系进行反向官商“勾肩搭背”,等等。

  “弃政从商”本身没有问题,但官员“弃政从商”还要经过不少廉政关口。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柴效武曾在《人民论坛》杂志上撰文称,有些官员在离任之后,虽然手中权力大大减弱,但仍然能利用其在任时结交的各种关系,把握好其在任时事先的“感情投资”,在离任后一并收获。正因为如此,柴效武教授提醒:谨防出现权力“旋转门”。虽然柴效武教授文中所指的是离任官员,但同样适用于“弃政从商”的官员。

  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官员“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目的就是要防止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因此,要谨防出现权力“旋转门”,更应规避官商“勾肩搭背”。一方面,官员“弃政从商”后,应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自觉与原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保持适当距离。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应严格执行“廉政准则”和“八项规定”,对企业和商人多服务、少干预。特别是,应完善权力监督体系,用制度监督和约束“官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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