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说不出别的话来”

　　我从小没学会骂街，后来做文章，也很少写粗口，主要是不习惯。我看到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骂人，是有人居然把“他妈的”这个“三字经”，赫然放在一篇文章的开头。

　　那是“文革”开始之时。我是个小青年，没事干，跑到北大看大字报。大字报满校园，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到处乱涂着“打倒”、“打倒”。有一篇大字报，第一行就写着“他妈的”三个字，吸引了不少读者。我也觉得这“骂法”别致，凑上去看了起来。原来这是中文系一位大四学生写的。此君接下去说，他们的教科书，都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他没法表达对这种教育制度的愤恨，只有开骂———他妈的!

　　现在看，这孩子不过是受极“左”思潮的蛊惑而已，幼稚得很。不过他倒是不无率真，想骂，就骂个响亮。这使我想起鲁迅在《论“他妈的!”》一文中说过的话:“譬如‘妈的’一句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咒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的话来。”北大的这个孩子即使出身于乡下，也进城学了四年中文，居然“说不出别的话来”，只有用“国骂”表达愤怒，像鲁迅说的，“骂一声爹娘，扬长而去”，挺可怜的。

　　我是不主张像王朔那样，脏话满嘴，逮谁骂谁的———有理说理，能骂出什么子丑寅卯来!但是又想，正人君子实在“说不出别的话来”的时候，骂，倒不失为一种有效发泄。这个“说不出别的话来”，很多时候并不像那个北大学生，“没词了”，而是道理明摆着，像唱厌了的老调子，像秃子头上的虱子，说一百遍，还是那种调子和那些虱子，一点儿作用不起———那么，除了憋死，也就剩下骂了。所以我并不绝对反对“骂”，正如瞿秋白说的:“我们不能骂人，但是我们不能不骂狗。”

　　前些天，在报上看到全国政协委员方工写的一篇批评某些官员大耍特权的秽行的文章，深得我心，就给他发了个短信表示赞赏。方工回信说:“我实在痛恨腐败和官僚，政协会发言时就骂这帮家伙‘王八蛋’，记者报道时说是‘暴粗口’，哈哈!”

　　也是啊，你说对那帮在金融危机下，公然地、堂皇地、无耻地给自己免费发“健身卡”，报销“按摩费”的官僚，有什么大道理可讲?他们什么道理都懂，什么坏事都干。这时候，正气凛然的人，实在“说不出别的话来”，就来一句“王八蛋”，那真是挺解气的———虽然不起作用，至少宣泄了愤恨。再先，前总理朱镕基就把豆腐渣工程断然骂做“王八蛋工程”———出离愤怒，无暇择言。哈哈，这骂，不就是强力和直白的棒喝吗!

　　我还在报上看到，黄因慧委员在全国政协会上直言，某主管部门的乱作为“把我们害惨了”，是“吃饱了撑的”，“赢得在座委员一片喝彩和热烈响应”。委员们当然不是“喝彩”他的“粗话”，而是拥护他的一针见血!请问，有什么温良恭俭让的睿语，比“吃饱了撑的”更有力、更形象、更能引起同道的共鸣吗?

　　鲁迅说得好:“含含糊糊的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可见鲁夫子也不一概反对“骂”。况且，像黄委员的话，也并不是骂，不过是实事求是地“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而已。如果“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才是真骂呢!比如“举娼妇为英雄”，是拍马屁，是捧，但捧实际上也是骂嘛。

　　3月19日《南方周末》上一篇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写道:“聂绀弩和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场所，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一位大文人，一位堂堂国家部长，这俩右派，用“脏话”“骂”谁呢?骂那些折腾国家和老百姓的鸟人啊!因为，他们的诤言、直言没人听，可怜见的，也只有一骂了。

　　所以，当遭遇粗口，咱们也须分析:它到底缘何而“粗”，“粗”得有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