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律师以委托人为中心≠“枪手”

　　墨帅律师在《律师:权利的帮衬还是法治的先导》中提出，“律师固然需要尊重和听取委托人意见，但业内通行的操作律例或执业技巧恰恰是:律师要学会并懂得去驾驭和控制当事人”。该观点很有代表性，国外学者称之为“控制委托人理论”，即以律师控制委托人来描述委托人与律师关系。这种理论的立足点正如弗里德教授所言，“如果没有一位专家的指导帮助，一个普通的外行人很难实施他在这个体系下被赋予的道德上或者法律上的自治权。”然而，塞尔维亚教授认为，律师的专业能力有时并没有“用于提高个人的自主权和自我控制，而是被用来剥夺人们的自主权和权利。这些法律专家恰恰打击了委托人控制和参与自己的合法诉求，而不是鼓励他们去了解和控制他们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更有甚者，正如斯蒂芬教授所说，“有时候律师会使用压迫、威胁、操纵来凌驾于委托人之上”。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律师将自己化为救世主，委托人成了扶不起的阿斗，成为不谙法律的可怜虫。这就意味着，此时，委托人的利益是律师根据自己的价值体系衡量的，而不是置于委托人的立场考量。墨帅认为律师是权利的帮衬更是法治的先导，而美国最高法院在法雷塔一案中认为律师是“一个助手，虽然是一个专家，但还是一个助手”。该案将委托人自治权上升到宪法权利的高度，“辩护人应当是对被告人的一种协助，否则，律师变成主导者，结果是辩护成了剥夺宪法修正案权利的一种手段”。

　　墨帅认为，女教练虽然一时认为宁可坐牢也不愿暴露自己在医院抽脂减肥的“糗事”，倘若律师被这样的现象迷惑了、感动了，而为此丧失独立原则并迁就于委托人的自我判断，那么，有朝一日当这位女教练产生懊悔或“幡然醒悟”过来，很可能会迁怒于律师，律师此时将如何面对他的当事人?如何面对法庭乃至法律对其职业道德的质疑和责难?其实，这种说法反而进一步说明以委托人为中心的正当性，意味着委托人应享有自治权，即由其决定代理目标，律师剥夺委托人的自治权或者主观臆断委托人的道德立场，既不职业也不符合职业道德。试想，如果辩护律师自以为是，将被告人的诉求置若罔闻，披露自以为辩护利器的不在场证据，女教练因此名声扫地，说不定会羞愤自杀。到那个时候，律师将如何面对法庭乃至法律对其职业道德的质疑和责难?其实，这个案件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律师披露还是保密，而在于律师与委托人谁来决定披露还是保密?依照以委托人为中心的原则，律师的角色并非在于把皮球踢给委托人，而是以专家的身份向委托人提出不同的方案供其选择，与其充分沟通，使其了解不同选择的意义。具体说就是向教练说明披露或者保密的后果，如果她仍然坚持闭口不言，那么要重点说明这会产生的严重后果，说明被监禁之后所要面对的苦楚，向其描述监所的黑幕，说明被“躲猫猫”的可能性。只要该说的都说清楚了，律师依靠其他手段无法使教练洗清冤屈使其最终蹲了大狱，那么有朝一日当这位女教练产生懊悔或“幡然醒悟”过来，她自然可以将真相讲出而重获自由，她怎么可能会迁怒于律师?恐怕只能懊悔自己当初没有听从律师的建议而白白受罪。

　　墨帅还提到，“亚里士多德说过，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但是，在描述女教练故事的《律政俏佳人》的片尾，准律师埃尔说:“恕我得罪亚里士多德，激情是学习及实践法律的关键因素，也是生命要素。”就此我们可以说，律师不是冷冰冰的专家，对委托人的同情式理解是建立信赖关系的关键所在。

　　那么，究竟如何把握委托人为中心的理念?该理念是决定委托关系的关键所在，律师工作围绕着委托人及其目标的实现，以委托人为中心意味着委托人享有自治权，即由其决定代理目标，而律师要向委托人提供实现上述目标的方法及建议，换言之，委托人要在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律师成为委托人的枪手，对其主张不做分辨、言听计从。如何做到以委托人为中心?首先，律师要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并设身处地的从委托人的立场出发去思考委托人的要求。其次，委托人很可能不会和律师很快确立信任关系，委托人的诉求可能会以很模糊的话语表述出来，在无法确定委托人要求时，律师要和委托人共同明确其真实意思，要学会分辨，和委托人一起去明确他的要求。

　　要真正做到以委托人为中心，律师要做到与委托人有效沟通，沟通时要直率、真诚，同情并理解委托人，了解其感受及需求，经过充分沟通、协商后，向其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供其选择。委托人中心原则听起来很简单，但它使律师与委托人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对律师职业行为方式带来巨大变化。律师代理过程是委托人认知自己，也是律师认知自己的过程。尤其是委托人，他们不需要按照律师的意愿去努力地配合他们，而律师则要尽力去发掘案件材料，理解他的委托人，律师不要将处理委托人纠纷简单地看做是一种技艺展现，正像医生在治疗病人的时候不要仅仅将治疗视为医术展现那样。请不要忘记，律师的专业能力固然重要，但是还有一种塞尔维亚教授所认为的特别能力，“就是提高人类的自主权和自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