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钓鱼”与“暗访”急需划清界限

　　近日，深圳一些医生反映深圳市社保局“钓鱼执法”。执法方式大多为假扮患者引导医生看病，并以不核对医保卡为由，对很多社康中心和小型门诊部的医生进行处罚。目前已有部分医生因遭到“钓鱼”执法而被辞退。针对医生们的质疑，社保局不愿作正面回应。法律专家认为，这是利用医生的善意或疏忽做“陷害型钓鱼”，但也有很多网民却称，这是纠正医院的错误做法，“这个可以钓”、“这个执法我支持”(11月16日《齐鲁晚报》)。

　　自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发生后，公众对于这种把老百姓当鱼钓的“倒钩”行为，深恶痛绝。多个城市也纷纷表态，坚决杜绝“钓鱼执法”行为。但留心新闻就会发现，这种“钓鱼执法”的概念外延正在受到极大冲击———到底怎样的行为才算“钓鱼”，怎样的行为就算可以被接受的“暗访”，社会认识似乎仍然非常模糊。比如此前央视曝光北大第一医院“非法行医”事件，北大医院坚决认为央视报道失实，并且严厉指责央视记者在扮做患者进行的暗访中，有些问题对当事医生有“引诱”嫌疑，涉嫌“钓鱼”。就当时舆论解读，多数人认为这属于正当的新闻暗访，是为了监督管理或服务等公共部门，这种“新闻暗访”是舆论监督的正常手段，不能借批评“钓鱼执法”而逃避“舆论监督”。这种观点在央视与北大医院“掐架”事件中，得到了公众较为普遍的认同。

　　那么，是不是说，涉及对象是老百姓就是“钓鱼”，涉及对象是公共部门就是“暗访”?或者对已经发生违法事实的取证称为“暗访”，主动引诱出违法行为则称为“钓鱼”?我尝试着从这些角度来划定“钓鱼”与“暗访”的区分，却发现终究都是徒劳。尤其深圳本次“钓鱼执法”事件再次提出，仅靠对象或者结果导向作判断，显然远远不够。社保局在处罚通报中明确注明，这是“暗访执法”;而质疑者则认为这种行为已经超过了“暗访”的界限，俨然就是“钓鱼”。

　　深圳市社保局是公权部门，而医院在中国也常被认定为带有公共性质的部门;社保局通过医生是否核对医保卡来判定其是否违法，显然也有“主动引诱”的成分———总不能简单地说，他们此举保护了其他患者的权益，便认定为“这是可以钓”的吧?因为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打击黑车等于也在保护其他营运车辆的正当权益嘛。从手段上，社保局的取证手法有问题;从结果上，纠正一些医院的错误做法却又无可厚非;我们既不能纵容任何非法钓鱼行为，又不能伤害正当的暗访取证……于是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也是网络上出现分歧的根本所在。

　　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既能纠正错误，又要保持手段上的正当性，不能搞欺骗性取证;既要惩处违法者，又要保护违法者其他的正当利益，不能做引诱性刺激。应该承认，我国长期以来在制度设计方面对于执法手段的研究非常缺乏，很多时候是按照道义层面的理解来解释管理部门行为的正当性。这种滞后在强调管理对象为独立主体、对管理者权力使用应该不断规范的当下，成为执法手段上的突出矛盾。光靠老百姓朴素的情感认知，显然不足以厘清“钓鱼”与“暗访”的边界。再多的口水与板砖，都代替不了法律上构筑的边界，随着“执法手段”的概念被社会广泛关注，急需有关部门来回答这个命题，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什么是钓鱼，什么是暗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