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是否"钓鱼执法",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上海“钓鱼”案一审宣判两天后，广州市民赖先生去白云机场接人疑遭“钓鱼”案有了一审结果。21日，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判决赖先生构成非法营运，广州市交管局的处罚证据确凿，符合法律规定。但法院没有对这名乘客是否是“钓饵”作出判定(11月22日《信息时报》)。 

　　对一审判决，不仅赖先生不能接受，而且许多网友也表示不可思议。在我看来，一审判决的确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本案争议的最大焦点是广州市交管局行政执法是否存在“钓鱼执法”。对此，法院应通过确凿证据和严密说理来充分消除各方对交管局“钓鱼执法”的疑问。不解决这一关键问题，无论什么样的判决结果都会缺乏公信力。 

　　不可思议的是，一审法院恰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态度极为暧昧。从上海的案例看，“乘客”身份是判断执法机关是否“钓鱼执法”的核心证据。而白云区法院在审理中直接回避了“乘客”身份的鉴别，让本案最大的疑点轻松过关———这既不符合司法审判的逻辑推理规律，也违背司法判决必须严格回应诉讼请求的基本要求。 

　　本案采取的认定证据规则也有违我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具体来说，“运政执法现场环境的特殊”不能成为法院认定证据，支持执法行为的理由。这等于向社会宣告“法院考虑到运政执法的难度在证据上放一码”，明显违反行政审判的证据规则。其实，按照我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对同一事实的解释出现分歧或矛盾时，理应采纳有利于弱势一方的解释，而不是相反。在行政执法中，执法机关永远是强势一方，它享有丰富的行政执法资源，可供选择的执法手段和方式多样，它完全有能力也应当将执法证据收集得更完整更扎实，而不是相反，更不是凭借漏洞百出和备受质疑的证据就认定公民违法并施以重罚。如果法院再给此类执法行为进行合法“背书”，则其公正性和中立性就难逃公众的质疑。 

　　即使退一步讲，交管局的执法不是“钓鱼执法”，本案中也还有两个极为关键的实体问题须认真斟酌:一是偶尔收费搭客能认定“非法营运”吗?二是“非法营运”有没有未遂和既遂之分?“乘客”刚坐上赖先生的车，车尚未启动，也算违法行为既遂? 

　　这些问题上的模糊标准和宽松认定，有利的是强势执法者，受害的则是弱势百姓，但最终损害的，是法律的权威，是政府的公信和司法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