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受聘“观察员”,幸福还是尴尬？

　　24日，广东省提交审议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草案）》透露，县级以上政府应当聘请新闻媒体基层记者担任突发事件基层信息员，拓宽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渠道，及时收集掌握突发事件信息及相关社会动态。

　　这是一条字数很少的新闻，200余字，却在网上引起了不小关注。查看《广州日报》，可以发现这条新闻被安排在A3版要闻极不起眼的位置，和其他稿件集纳在“法令条例”栏目下，在左侧的“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昨召开”的新闻中，可以确认此为广东省政府向此次会议提交的草案中的内容。此会议审议的草案有十余个，独独这一个草案的这一条信息引起人们关注的兴趣，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事情。

　　这条新闻蕴含着轻易就能引起讨论的焦点信息。记者是一个特殊而独立的职业，他并不依附于任何其他力量，作为观察者，记者为媒体所担负的使命负责，作为纪录者，记者有自己的行为底线。如果做一些社会性组织的会员，在大学担任兼职教授，这还不足以让人对记者的职业属性抱有强烈担忧，那么记者受聘于政府，以信息员的身份满足于政府的治理要求，这种对人的移用就会面临质疑。而且，“应当聘请”这样的字眼凸显这样的逻辑：记者能不能被聘，愿不愿意被聘处在次要位置，媒体和记者没有主动权。

　　这样的做法其实并非孤例。今年4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聘请14名记者为特约新闻观察员，并向他们颁发了由院长签发的“新闻监督护照”；今年6月，合肥市检察院聘请10名新闻记者为“反渎信息联络员”，以便及时、准确地了解重大安全事故、重大渎职案件线索，加强检察院与媒体间的合作。形式上或有不同，但本质上并无二致，某种程度上都对记者属性的理解有偏差，权力系统发出聘的指令，媒体和记者接受，“聘请”这一行为的两头并不处在对等位置。

　　这是记者的幸福，还是记者的尴尬？或者说这是媒体的幸福，还是媒体的尴尬？

　　媒体与政府、司法系统并非不可以合作，比如共同求取真相，维护人的权益，抗拒丑恶，接纳光明，昭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但即便如此，它们也并非可以完全做到亲密无间，荣辱与共。权力系统与媒体之间天然地存在距离感，因为它们担负职责不同，权力系统难免表现出自利倾向，而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必须时时警醒自己不要以此面目示人，记者当然只是一份工作，但它在良心上的要求更加自然，更高一层，也更加必须，与权力系统保持合作，但也保持距离，这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的巨型结构中，应该说新闻媒体仍然处于不清晰的位置。对舆论监督的本能性反抗与打压，各种障碍仍然束缚着记者探寻真相的努力，把这些现象和权力系统向媒体示好放在一起，其实有某种荒诞性。记者可以被排斥，记者也可以被合作，那么问题是，在什么领域排斥，在什么领域合作，要不要区分清楚，能不能区分清楚？

　　新闻行业的独立意志、新闻人的独立性应该更加自如地、正常地体现。分属国家和社会的不同架构，本有各自的功能承担，媒体，本不过是一个有责任的客观的旁观者。如果媒体的这种功能可以利用，也应是在媒体的观察和记录成为终局之后，不宜在此之前赋予记者另外的身份，使其功能转向，先为我所用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