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网]反腐2010：多向落实制度要廉政

　　从2009年最后一天传出公安部原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被“双开”，到1月15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党组书记康日新被“双开”；从1月18日福建省委原常委、秘书长陈少勇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到19日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岁末年初接连爆出的高官涉嫌贪腐犯罪案，似乎预示着在2009年“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的基础上，一场新的更强劲的反腐风暴即将来临。

　　在这种背景中，于2010年1月11日至13日召开的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更加引人注目，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当前要“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惩处”。13日发表的全会公报强调，2010年要抓紧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成效取信于民。媒体将此解读为《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发出反腐新号令——“五个严肃查办”再掀反腐风暴》（1月19日《检察日报》）。

　　从内容上看，这“五个严肃查办”清晰传达了2010年中央反腐的策略部署，尤其是针对商业贿赂、房地产开、群体性事件以及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等领域的严肃查办，敏锐把握住了当前官吏腐败的新动向，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和现实针对性。以此为据，我们当对2010年的反腐风暴乐观其成，也期待这一年能够成为制度严格执行下的“廉政年”。

　　其实，无论是前文所述的大案要案的查处，还是“五个严肃查办”的号令，其本源都在于对现行反腐倡廉制度的一种执行。而反腐之所以被人们称为“风暴”，也只是我们的执法一时出现了集中、从严、高压的态势，此间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决策者赢取民意、恢复民心的意图。很显然，无论是庙堂之上精心策划的反腐风暴，还是江湖深处绵绵不绝的吏治希冀，都绕不过制度落实这一关，仰赖于把规制、监督、纠治公权的种种法规制度一一激活。

　　在宪政视域内，反腐是个日久弥新的话题，它既标识着现代法治对公权运行的规制程度，也维系着执政合法与正当的民意根基。然而自古以来，虽然统治者都将反腐当做事关社稷的核心要务，但吏治腐败却似乎总是难以走出循环的怪圈，究其原因固然有体制的病灶、公权规制的缺失以及官场文化的沉沦，可笔者以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仍在于制度执行上未能“自始至终”。历朝历代，从初期的严格吏治开创繁荣之势到最后制度废弃不用以致衰败，莫不是制度执行发生了扭曲。

　　应当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法制的恢复与健全，吏治领域的制度规范已接近周延。从纪委、监察、审计、检察到各级党政机构，从《公务员法》、《领导干部任用条例》、《党内监督条例》、《违纪处分条例》到中纪委“四大纪律、八项注意”、“五条禁令”等，我们堪称构筑了世界上最宏伟的“立体式、全方位，横到底、纵到边”的反腐体系。但与此相反，这些组织机构和法规制度并未有效地将公权“关进笼子”，而是在各种漂亮的借口下任由官员自行解脱，以致被民间戏称作“牛栏关猫”。同时，面对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和卖官鬻爵等腐败现象，人们却又多喜好归罪于“制度”，甚至把制度的不完善当作“筐”，连主管部门也偏信此“筐”，热衷于出台各种稀奇古怪的禁令。

　　这样的逻辑难免让人生疑，是不是制度一旦健全、完善了，腐败的阴霾就会迅即散尽，廉政的晴空就会马上展现呢？不可否认，我们在反腐体制上还有诸多可待完善的空间，如常被国人提及的新加坡“反贪污贿赂局”和香港“廉政公署”的体制，而吏治的根本更有赖于一种民主法治型的政治体制的构筑。但是在我们就宏观体制侃侃而谈的同时，切不可忽视了现行制度的运行，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良好的反腐体制莫不是以严格的执行与落实做保障的。

　　由此观之，2010年的反腐风暴究竟能否刮得起来、能刮多大多久，笔者到并不十分在意，因为在一个常态型的法治体制中，现行法规制度的严密执行足以让风暴“经久不衰”，足以对吏治形成震慑与规制。我倒是期待，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反腐路径上，我们不妨多向制度的持久落实要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