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对于武汉市45万餐饮业职工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通过“马拉松式”的谈判,所有武汉的大厨、“地哩”实现了加薪。根据合同,武汉餐饮行业最低工资标准较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上浮30%,今年餐饮业职工工资增幅不低于9%。这也是迄今中国涉及从业人员最多的一份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这个“五一”,餐饮行业职工们就是按照新合同领取加班工资(5月3日《广州日报》)。
对全国各个行业职工来说,这都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可以根据武汉谈判的经验,由工会出面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既可以避免一家一家地进行谈判,节约成本,又可以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武汉的经验,当然有由武汉总工会代表劳方出面与武汉地区餐饮协会组织代表资方出面进行谈判的技术上的经验可鉴,这种经验就是用“以上代下”的方式,由上级工会组织与行业协会之间谈判,避免员工及企业工会与老板直接对话。但我以为最重要的经验在于,政府和公权力既不错位,也不越位,不站在资方一边,向劳工一方施压,或者利用权力阻止工会行动;也不站在劳工一方,利用权力向资方施压。而是处于中立地位,保证双方平等博弈,让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工资增长的协议。
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在一些地方,多年来存在政府袒护资方的问题。许多企业,是政府相关部门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是当地的利税大户,因此,政府往往从企业的角度考虑问题,对于职工提出的工资增长的要求,百般刁难,职工没有一个平等的渠道与资方进行博弈,往往用罢工等手段来回应资方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用强力施压于职工一方,酿成群体性事件。工会一方,同样如此。由于政府更多考虑到企业利益,而工会官员往往又受制于地方政府,所以,在涉及职工利益时,工会往往不能出面帮助职工合法维权和与资方平等博弈,工会在许多职工眼中成为一个摆设。
在武汉这次集体谈判中,我们看到,谈判异常辛苦,双方就协议的每一条款都是字斟句酌,争论得不可开交,第一次谈判,双方就发生激烈争执,“实在谈不下去了,只好休会。”劳工谈判代表之一刘国梁代表就说:“有些老板认为,员工工资一直都是我老板说了算,现在工人怎么也有了发言权,觉得很不习惯。我反复做工作,总算有些松动。”但不管怎么辛苦,这里就是没有政府的命令,没有权力的影子,所有的谈判,都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谈判下来的。
在我看来,武汉经验可鉴,又不可鉴:如果其他地方政府能着眼于劳工权益保护,着眼于市场的平等竞争,也能提供一个平等博弈平台给劳资双方,那么,武汉经验可鉴,劳工工资增长可期;相反,一旦政府的权力插手于劳资双方,让双方博弈平台失衡,这种经验也就无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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