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指数”无法衡量所有法治现状
不少论者对于“法治指数”的关注，更多地体现在它的公信力上，即“法治指数”能否客观地反映当地的“法治现状”。应该说，这样的论断从逻辑上讲没有任何问题，统计数字的公信力至少要由独立的机构来统计才有可能，这是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
众所周知，现实中，各级地方政府接待最多的绝对是上级政府。根本原因就在于上级政府手中拥有太多足以令下级政府及其领导垂涎三尺的资源了，这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决定下级官员乌纱帽的权力。“屁股决定脑袋”，谁能够给位子，当然就要为他的利益多加考虑，区区轻歌曼舞、美酒佳肴，孝敬就孝敬了，何况既没有违法犯罪的风险，又不用自己掏钱。只是可怜那些陪酒者了。
“暗访秘拍”能体现法治精神？
一直以来，类似上述报道中所言及的那些公务员上班时间纪律松弛、形象欠佳、办事推诿拖拉的所谓“机关病”，在许多地方的许多部门成为一种久治难愈的现象。因而，如何有效地整治“机关病”，采取更好的方式方法来加强对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各地各部门进行了诸多可贵的探索和实践。
腐败手段变了，司法观念也该变
近年来，腐败分子的“唯利是图”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一些腐败分子为了谋取一点私利往往不惜把巨额国家资产拱手与人。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个别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和监督者为贪图蝇头小利收受贿赂之后，将巨额国家资产贱卖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现象非常严重。
奢侈品消费和“伪富人经济”
在我们国家的穷乡僻壤，还有数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许多失学儿童在嗷嗷待哺；即使在城市，也还有人需要“低保”，在引颈企盼“送温暖”……国情如斯，又怎能将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视为吉祥之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