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商”概念三人

张志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谈“法商”概念很有生命力

□本报记者 钱贤良

如何看待法商这一概念？张志铭认为，法商是一个借用概念，借用自“智商”、“情商”，现在还不是一个规范的广为认同的概念。

张志铭说，我们目前用得比较多的是“法律意识”，来说明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比如，我们一般把对法律知识一点都不了解的人称为“法盲”；把对法律一点都不认知、不认可的人，称为无“法律意识”。

“但是，我认为法商的概念，不应该是以对法律的认知为前提，应该强调的是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张志铭说，“法商应该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对法律认知的程度；二是对法律的信仰。如果说，一个人对法律知识了解的程度低而且对法律缺乏尊崇，或者尽管对法律知识有一定了解但对法律缺乏感情上的信赖和认同，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法商低。”

“比如某一企业老总，企业经营得很好，但是因为行贿、偷漏税而犯了罪。我们可以认定他有很高的经商能力，必定智商、情商都不低，但是可以说他这个人法商比较低。因为先前他得到的好处和违法犯罪后的损失相比，可能是得不偿失。”张志铭说。

张志铭同时也坦承，一个概念的提出是针对某一社会现象的形象描述，但最终的准确定义需要一个不断厘定、不断精确化、不断明晰的过程。他说：“法商作为一个新概念，很形象很生动地刻画了当前一种社会现象：有些人对法律知识不了解也不尊崇，另外一些人了解法律知识但对法律缺乏感情信赖和认同。”

张志铭说：“在向社会大众普及法律时要特别强调确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仰，这也正是法商这一概念慢慢确立的价值所在。”

“法商的提出很有针对性，也很有生命力，值得肯定。法商的准确含义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这一概念内涵的明晰也需要一个过程。这是社会认识过程的必然。但我相信通过媒体的传播，经过一段时间，法商这个概念将广为人知，并被公众所接受，从而唤醒公众提高法商。”张志铭乐观地说。

张 平 一级作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

“法商”也具有部分先天因素

□本报记者 孙月丹

“我认为法商的提出有它的合理性，我很赞同。”９月１４日，当记者提及“法商”这个字眼时，电话另一端的著名作家张平爽快地表达了自己对法商的看法。他说，法商的形成，实际上也是对法律观念的一种普及。对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对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张平认为，与智商、情商一样，对于在法治社会出生的人来讲，法商也具有一定的先天因素，只是没有智商、情商所占的先天成分多一些。

张平解释说，过去封建社会里是皇权对法的压制，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人一生下来就进入一个法治社会，进入一个法治框架，从小就受到法治的熏陶，从小就希望扬善惩恶，希望人人平等，希望社会公平公正，实际上这就是人对法治的一种渴望，对法治社会的一种向往。在长时期的法治社会的熏陶下，慢慢地，人的潜意识里就会形成法律意识，然后这种意识会进入人的道德领域、思想观念，影响着你的人生观，左右着你的言行举止，久而久之成为人的一种下意识。这种下意识会转化成一种本能，然后人就会本能地遵守一些法律法规。

张平认为，一个国家对法律的普及程度、制度建设、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国民素质、受教育程度都跟法商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认为一个高法商的人应该具有很高的法律素养，法律意识较强，对法律遵守的意志力较强。另外，还要具备很强的道德水准、高尚的情操，其中包括道德操守、理想操守、信念操守、意志操守等。”张平说，一个拥有高法商的人要符合这样的标准。

张平指出，我国公民目前整体的法商水平还比较低，因为我国目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文化程度有待于提高，贫富差距、城乡差别较大，可以说贫穷对一个人法商的形成有着一定阻碍。一个贫穷的人可能为了生存，会不择手段，甚至会超越法律的界线。要提高法商，就要尽可能地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在一个和谐、公正，人人都感觉温馨的社会里，法商的提高一定会加速。

黄京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提高公民“法商”有助于刑事司法环境的改变

□本报记者 高 斌

今年是我国“五五”普法的第一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普法的过程。”黄京平认为，２０多年来，公民的法律意识得到了普遍提高。“但是，犯罪率并没有呈现人们期待的下降趋势，反而却呈现上升趋势，这是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种现象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公民法商高就意味着犯罪率低’的结论。”黄京平指出，除法商以外，还有一些其他要素在影响人们是否违法犯罪。社会发展中其他因素，如贫富差距、文化多样性和资讯发达带来的负面东西，以及某些特定群体的形成等，是影响犯罪发生的综合性因素。

公民法商的普遍提高将有助于刑事司法环境的改变。黄京平解释说，被告人法商高，在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时候就可以很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被害人法商高，在受到侵害时会自觉寻求保护。“刑事司法官会面临很好的执法环境。表现为司法机关作出的判决得到很好地执行，法院定分止争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

比如，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日，美国前橄榄球明星、影视界当红演员辛普森被控杀妻案，经过４７４天的审理，由绝大多数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在分析了１１３位证人的１１０５份证词后，宣判辛普森无罪。这个被称作“世纪性审判”的案件宣判后，从民众的反应来看，美国的民意测验表明，尽管绝大多数人在判决后仍然怀疑辛普森就是杀妻凶手，但他们对判决结果非常尊重，对判决的合法性几乎没有怀疑，大部分人表示接受判决。

黄京平分析认为，“在公民的法商得到普遍提高后，程序正义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这是辛普森案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在公民法商养成发展过程中，媒体要负起责任，既不能板起面孔传‘法’授‘道’，更不能把严肃的刑事案件报道变成‘八卦’的小道消息。”黄京平指出，“把严肃的刑事案件当谈资，是对法的不尊重，其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对法无所谓的漠然态度，这对培养公民的法商不是好事。”

提到前段时间网民关注的“女教师黄静离奇死亡案”、“湖北襄樊少女高莺莺身亡案”等一些案例，黄京平认为：“过分热烈的网上炒作，会对法官作出公正判断形成干扰。”他特别强调，“法律是非常专业的，就像某人得了病要去找专业医生，不能信游医、巫医一样，遇到法律问题要倾听和传递法学家和法律执业人员的观点。”

“这时媒体就有责任站出来，及时传达专家的正确观点，引导公众公正认识。”黄京平认为，这是高法商的媒体应具有的姿态和行为。

“每个公民不可能熟知每一部法律的具体规定，要通过案例报道培育公民对法的信仰，让公民体会和领悟到法的威严。”黄京平说，对很多人来说，罪与非罪的界限就是一条线一个点。在罪与非罪的关键时刻如何把握住自己？“对普通百姓来说，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对法的感受，对法的实质精神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