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遇到难题，你首先想到法律了吗？
记者：辽宁省的代大妈为在冰上摔了一个跟头便打起了官司，成功获赔４万元；河北２８名农民追讨出国打工费用的结果迥然不同。请问杨教授对这两件事情有何评价？
杨小君：这是两件很好的具有法治教育意义的案例，是普通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典范。
记者：然而生活中，像代大妈这样遇事就想到靠法律解决的不是很多。
杨小君：这实际上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人，压根就没有法律意识。也有的人，懂得一些法律，可就是不知道如何去依法维权。还有一种人，知道可以用法律去解决，但是有传统的观念在作祟。“官司”，这两个字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是不好的事情。现在，在某些地方，包括国家机关也有这种心理。其实，被告、原告，都不是一个褒贬意义上的概念，它只是表明双方有纠纷、有争议。
记者：这种社会心理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杨小君：最近我看到一份心理学调查的材料。当人们发生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亲戚朋友。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的概念。并没有想到，在纠纷中我该有什么权益。没有在潜意识中寻求依照法律渠道去解决问题，这就涉及到对法律的信仰。
信仰法律是法商概念的核心
记者：《检察日报》最近推出的“法商”概念，也在提及“法律信仰”的问题。
杨小君：媒体宣传这个概念的用意是挺好的。推介法商概念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去信仰法律。要具备高法商，首先就要对法律知识有所了解。经过四个五年普法，与２０年前相比，人们的法律知识水平普遍比以前高了。但令人深思的是，法律知识增加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对法律信仰程度的增强。这是影响公民提高法商的核心问题。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对法律是否信仰是评价公民法商高低的核心内容？
杨小君：对。只要有信仰，即使不懂法律专业知识，他也都会想方设法地去创造条件，寻找法律途径。如果对法律信仰的程度不够，遇到纠纷和难题，人们更多的是去找人找关系，这将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法律实践是推动法律信仰的最大动力
记者：如何才能让公民对法律产生信仰，相信法律是解决问题和纠纷的首选渠道呢？
杨小君：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是从自己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体会出来的。提高公民的法商，需要“说教”，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更需要的是“做教”，就是通过法律实践来教育公民信仰法律，进而提高法商。法律不是教科书，应该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就拿这两个案子来说，代老太太，以及成功讨回出国费用的６个农民，以后如果遇到别的事情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法律，因为他们依靠法律“尝到了甜头”。这种教育比那种写在纸上的内容管用多了。
记者：这两个案子是正面的例子。也有人认为，公民提高法商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依靠法律去寻求解决问题却得到不公正结果，法商再高也没用啊。
杨小君：所以说，提高公民法商不是单方面的问题。那些拥有公权力、行使公权力的人，他们如果不依法行事的话，那么对提高整个社会公民的法商是最大的伤害。现实中的法律靠什么去体现？主要是靠司法者、执法者的作为来体现。我认为，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法律教化上的责任更大。
“木桶”效应：法律援助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商
记者：您认为提高社会公民法商的整体水准，最关键的一环是什么？
杨小君：是像农民工这样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相对弱势的群体。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商，是提高整体公民法商水准的关键。要鼓励他们依靠法律、寻求法律、相信法律，去依法解决矛盾和纠纷。
经济学上有一个术语，叫“木桶效应”，就是说，对于一个沿口不齐的木桶来说木桶盛水量的多少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现在人人都在讲“法治社会”，那些有知识的依法维权意识浓厚的人，高法商的作用已经体现出来了。相对来说，弱势群体最需要得到法律的呵护，提高法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要用法律实践让他们切身体验，从而了解法律、信仰法律。政府要充分利用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方法，利用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的实践例证，来帮助底层的社会成员提高法商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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