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新招、廉政制度与公众支持

不久前媒体报道了重庆涪陵区推出的一项反腐新招——干部观察员制度，这些“干部观察员”的任务是“观察领导干部‘生活圈’的情况；观察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的情况”，对此，赞者有之，弹者亦众。

笔者曾呼吁对于反腐新招多些宽容之心，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反腐新招的初衷都是积极的，也确实起到了一些防微杜渐的作用。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地区在出台反腐举措的时候，在反腐目的与反腐手段上，还存在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是矫枉过正，有些是隔靴搔痒，以至于没能得到所有公众的理解，比如涪陵的干部观察员制度，就有人认为此措施将有可能侵犯个人的合法权益。再比如《廉政周刊》上一期讨论过的官员夫妇签署“廉洁家庭”承诺书，也有人说是有作秀之嫌。

在这里，我不想过多评论涪陵的干部观察员制度，我倒更愿意从公众对此事的反应上，思考一下廉政制度和反腐立法的问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共中央发布了《实施纲要》，《纲要》提出到２０１０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并加快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定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

那么，我们的反腐制度建设如何才能防止手段与目的的矛盾，避免良好的初衷与实践操作之间的误差和尴尬，最大程度地得到公众支持呢？

我想，无论是反腐新招也好，还是将来的反腐立法也罢，都至少应该考虑以下这些因素：

首先是制度的科学高效。如果我们的反腐立法不充分考虑执行制度的成本问题，不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那么，我们的制度将是空洞的，是没有实效的。

其次，廉政制度需要不断提升体系化、法制化水平。任何一项措施的出台，包括廉政新举，都要在法制的框架下进行。只有把这些制度建设置于党纪国法建设中统筹安排，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党内法规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基本政策保持高度一致，这样的制度才可能具有生命力。

第三，廉政制度、反腐立法要广泛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只有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提高群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通过群众的自身实践激发他们的反腐败热情，才能真正把群众的意愿转化为具体制度。

第四，要把廉政理念渗透到人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多种文化表现形态之中。当人的良好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道德标准，通过适当的程序上升为制度，这些制度才会与实践形成良性互动，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我们欢迎包括反腐新招在内的廉政制度多一点，但我们更想看到的是，这些廉政新举能够得到广大公众欢迎和支持，因为只有公众拥护的制度，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