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老赖短信凭什么发给我

民事判决执行难是个陈年已久的顽症，各级法院因应“执行难”而开出的各类猛药，几乎隔三差五就能从媒体上见到，但疗效似乎总不见好。最新的一剂药方近日又由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法院隆重推出。据说因为长沙有名老赖屡屡逃避执行，还与法官玩起了人间蒸发的游戏，弄得天心区法院花费了一年时间，依然无法执行到位。为改变这种局面，该法院于１１月１９日上午抛出了一招“杀手锏”——将这名老赖的信息编成手机短信，发送给长沙市所有移动手机用户，并设大奖请全市人民共同举报老赖行踪。媒体很乐观地预测，“这下子老赖终于无处遁形，既要还钱又要丢人了”（１１月２０日《法制日报》）。

“执行难”与号称“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联姻，看似一宗很有创意的改革举措。当年举国上下通缉马加爵的时候，如果侦查部门运用“短信通辑”，马加爵的落网时间也许还有提前的空间。我个人极赞同利用公共媒体来公布通缉犯的信息，因为通缉信息的公开，不仅可以让这些通缉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共信息的披露还是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尽管我并不太愿意我的手机偶尔出现“警方怀疑××杀人、强奸嫌犯近日已潜入我市，请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如发现疑犯请及时与警方联系”，但我仍然会感激这样善意的提醒。

而如果我的手机出现了一位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老赖的个人信息，我的第一感觉一定是“被（信）骚扰”了，而绝不会涌出“老赖终于无处遁形”的快感。想想看，乙欠丙一笔债务，法院判是判了，但却执行不了，这是你们三方的事情，关我路人甲何干？我一清白公民，既不欠谁的债，也不想被“信骚扰”，有什么理由让我被迫接受这所谓的“司法公益短信”？如今的“执行难”可不是哪宗个案上的难，假设天心区法院的这招“杀手锏”可以被认可，并进而推广适用，我们这些“移动手机用户”还不天天被“公益短信”强暴？

当然，当地法院不是没想到我的这一担忧，据说“为保证这一重大执行改革措施取得实效”，天心区法院还事先进行了近一年的合法性论证。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在向所有手机用户发送司法公益短信之前，先向所有手机用户发送宣传信息，宣传发布该信息的目的、意义，如果收到短信的手机用户不愿接收司法公益短信，只要向移动公司信息平台回复一个信息，就将不再向该手机用户发送执行案件财产线索司法公益短信。

这样的程序设计看似“人性化”，但仍然难以保障手机用户免受“信骚扰”的权利。为什么手机用户必须用回复“不”的方式才能拒绝此类短信，为什么不能让那些愿意接收此类信息的用户回复“是”来订阅这类“公益短信”？这就好像一位女士被“性骚扰”了，骚扰者还向她声明，如果你不愿意让我继续骚扰，那么你就得对我说“不”，而如果你沉默，我就认为你默许。很显然，让用户说“不”是在用户已遭遇“信骚扰”之后被强加的义务，它虽然一定程度上尊重了用户的自主权，但仍然显得霸道和无理。再者，从实践中看，一条短信所能容纳的文字信息毕竟是有限的，手机用户既需要辨别接收的类似短信是否属于朋友间的“恶搞”，更需凭借短信的有限信息去与生活中的老赖进行分析比对。以此看来，在让老赖“还钱又丢人”的终极效果上，短信公开比之现行的报纸或电视公开，并未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既如此，与其背负“信骚扰”的恶名来行所谓司法创新，何不干脆就交付给传统媒体来公开？这一创新的推行者都是法律专业人士，应该都清楚，哪怕是以公益为目的，也应对公民权利予以最大程度的尊重。我相信广大手机用户都乐于见到“执行难”的化解，我更相信，手机用户都不太乐意被“信骚扰”，哪怕那些短信高举着“公益”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