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通往东方文明世界的津渡

　　本书旨在解读的《尚书》,在“数千年间,一直充当了塑造中国心灵、中国固有文化的核心经典”。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源远流长的中国固有文化,就是由《尚书》这样的原创经典塑造出来的。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虽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变中自有其不变的精神内核——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所谓的“古层”,这样的相对恒久的精神内核或“古层”,就包裹在像《尚书》这样的儒家经典中。虽然在现代人的视野中,《尚书》中的表达与修辞属于一个早已逝去了的时代,但是《尚书》所蕴含的精神内核,却与当代中国的精神状况息息相通。　

　　《尚书》是中国的,但它同时也是世界的;在写实的意义上,它尤其是属于东方文明世界的。它不但塑造了中国文明,同时还塑造了东方文明。因此,古老的《尚书》既是打开东方文明世界之门的一把钥匙,也是通往东方文明世界的一座绕不开的津渡。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古老的《尚书》与今天的韩国发生了关联:一方面,悠久而厚重的韩国文明长期以来都是东方文明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退溪学最鼎盛的时期,李氏朝鲜甚至堪称东方文明或儒家文明(以朱子学为代表)的重心所在。从古到今,《尚书》所蕴含的思想与文化已经成为韩国文明一个不可分割的因子。　

　　为了说明《尚书》与韩国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从一则文献说起:1428年,李朝大臣卞季良奉命撰写《箕子庙碑》,碑文中就引用了李世宗对于箕子其人的一个评价:“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国,迨今二千祀,唯箕子之教是赖。”(《世宗实录》卷四十)李世宗的这句话,其实已经揭示了韩国文明与《尚书》之间的早期渊源。因为,李世宗在此表彰的箕子,就是《尚书》中反复提到的殷周之际的箕子。　

　　《尚书》经文中的《微子》、《武成》诸篇,都记载了箕子的言与行。而且,按照传统的说法,《尚书》中的《洪范》篇,就出自箕子之手。正是这位中国早期的著名思想家,成为韩国早期文明的耕耘者。　

　　在箕子身后,在漫长的韩国历史上,以《尚书》为代表的中国儒家经典持续不断地进入了韩国文明的演进历程。在高句丽于372年设立的太学中,就讲授过包括《尚书》以及《周易》、《论语》在内的中国儒家经典。在新罗于682年设立的国学中,又把《尚书》列为选修科目……从光宗九年(958年)开始,高丽王朝开始定期举行科举考试,举国上下竞相研习包括《尚书》在内的儒家经典。李氏朝鲜时期,韩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作为丽末鲜初的重要学者,权近(1352B1409年)立足于《尚书》而写成的《洪范九畴天人合一图》、《无逸之图》等论著,几乎充当了李氏朝鲜建政初期的指导思想。在退溪之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茶山丁若镛(1762B1836年)集实学之大成,把《尚书》等六经置于四书之前。　

　　以上简略回顾表明,《尚书》与韩国密不可分,《尚书》的思想汁液早已浸透至韩国文明的各个缝隙。　

　　可能有读者会提出:我们有专门的“朝鲜尚书学”,我们都知道《尚书》与韩国文明的关系;我们想知道的是,你的《风与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对此,我的回答是:本书表达了一个中国法理学者对于《尚书》的理解,这种理解立足于近代以来东方与西方两种文明的持续交汇——这既是本书的立足点,其实也是韩语读者的立足点,甚至是韩语读者走不出的语境。因为,从19世纪下半叶进入“开化期”以来,韩语世界同样处于东西两种文明的交汇过程中。着眼于此,《风与草》韩语版的问世,就寄托了我所向往的三重旨趣:首先,在中韩之间,通过共同关注《尚书》,共同回望东方文明的童年与故园,促使两国文化在更深层次上的相互沟通。其次,在东西之间,既以西方文化的视角揭示隐藏在《尚书》中的文化密码,又以《尚书》的立场烛照西方文化的幽微与丘壑,以增进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彼此理解。最后,在古今之间,通过挖掘古老《尚书》的现代意义,推陈出新,为包括韩国文明、中国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的现代转型,提供值得借鉴的思想理据与文化资源。　

　　噫嘻!一卷尚书风与草,八千里路云和月;风吹草动潇湘意,披云戴月去海东。　

　　(本文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喻中为《风与草:喻中读<尚书>》一书写的序,刊发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