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困境及解决路径探究

内容摘要：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标准和证明程度是判断金融欺诈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关键。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就此提出和运用的行为主义证明路径和“非法占有目的”要件取消说实际上并不能很好的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证明难题。而司法推定的证明路径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却具有高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所以，在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中应当确定司法推定的证明方法，并应建立配套的证明准则和方法。同时,对于金融诈骗罪应当予以合理分类，根据不同的类型，确定金融诈骗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不同的证明依据。

　　关键词：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证明路径、司法推定路径

　　人类对于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大规模金融活动的开展是全球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性象征。然而，随着大规模金融活动的展开，金融工具在实现社会资本合理配置，增加社会生产提高经济效率的过程中，也逐渐显现出其所具有的“双刃剑”属性，以诈骗类手段为主要代表的金融类犯罪随着金融市场的繁荣像癌症一样弥漫于现代社会之中。尤其是在我国，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金融类犯罪已经成为成为了危及公民财产安全，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主要犯罪之一。金融诈骗引发的刑事案件屡禁不止，作案手段层出不穷，并且案件往往具有诈骗数额极其巨大、涉案范围极其广泛、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特点。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金融诈骗案件如何正确认定处罚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并且这些争议往往并非来源于客观行为的无法判断，而是在于主观心理状态，特别是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这一心理事实的难以确定。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根源就在于我国刑法在立法之初对于金融诈骗犯罪规定不清，在实际操作中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也没有有效的衔接和互动。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中建立具体的、正确的认定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路径，已经成为我们刑法实务界和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   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在司法认定中面临困境

　　在我国刑法中，金融诈骗犯罪主要是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五节中，其是指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这八种犯罪。从刑法文本来看，除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明文规定了“非法占有为目的”外,其他金融诈骗罪都没有对此加以规定。由此，在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中，首先产生的问题便是所有金融诈骗犯罪是否都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必要构成要件。幸而，对此学界基本达成共识，普遍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在八种金融诈骗犯罪中确属当然的，也是必要的构成要件。[1]对此，笔者也持赞成态度，故不再赘述。

　　而由此却也产生了第二个司法难题，我们知道犯罪事实在一定的情况下，犯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的要素越多，证明构成犯罪的难度也就越大。在学界普遍认同金融诈骗犯罪确属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要件的情况下，使得在司法实践中，要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认定成为了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从刑法体系的角度来看，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还是金融诈骗犯罪与其他破坏金融秩序犯罪区分的关键因素。

　　然而，由于“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犯罪人主观上希望通过犯罪行为所达到的结果，是以观念的形态预先存在于犯罪人大脑中，它纯然是行为人内心世界的活动，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内隐性、不确定性，十分难以把握。”[2]而在实践中，又缺乏统一的、系统的对于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模式，使得在目前刑事诉讼的实践中，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诉讼证明常常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怎样证明“非法占有目的”，对于“非法占有目的”需要证明到什么程度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