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宪:传统中国“安身立命”之基

时间:2013-11-07 08:59:00作者:范忠信新闻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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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心仪历史法学。法律史学者的使命,其实就应该是“历史法学”式的使命:就是要在当代中国大众心灵深处的共性中,总结整理“活着的”传统,并以其作为未来中国法制建设的背景、资源和土壤,让移植的法制与我国的民族传统、民族精神、民族习惯以及民族的传统法制形式之间有更好的吻合。本着这一旨趣的法律史研究,就是要总结阐释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法”,亦即阐明过去数千年中国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仍展现为民族性格的那些活生生的“法”,查明我们民族法制近现代化工程建设所不能不面对的社会基础及可供发扬光大的民族资源。

  本着这样的旨趣来看传统中国的“宪法”问题,所谓“古代中国没有宪法”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亚里士多德说,每一个共同体都有一部宪法。中外历史早已表明,没有宪法就没有政治共同体。

  所谓宪法,一般是指在政治共同体中具有最高权威并作为其他法律之权威来源或依据的规范体系。所谓最高权威,是指它有高于任何政治领袖个人威权、任何政治职务的法定权力的权威。没有哪一个政治共同体仅仅把一切行为规范和管理权威最后溯源于或归因于某个领袖个人。肉体凡胎的领袖,即使他是这个共同体的创建者,任凭他再怎么英明伟大、光荣正确,他终究是要死亡的;但族群生活所依赖的政治共同体不能因为他的死亡而死亡。

  共同体不死,靠的是什么?不仅是生生不息的人群,而且是某种作为共同体的灵魂、精神、原则、骨骼、脉络、性格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把后继的人群持续连接在一起,相得益彰地共同生活着,形成一个民族集体人格。这些作为精神纽带和原则的东西,实际上逐渐形成了成文或不成文的最高法则,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的宪法。可以说,就政治共同体的组织构成和运作机理而言,共同体内绝大多数人们不约而同所“共韪”的那些带有强制性的规则或原则,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宪法”。

  这种意义上的宪法,其核心含义总结为三点:

  其一,“宪法”乃对政权之取得如何方为正当进行申明之基本规范或原则。

  其二,“宪法”乃对治权之行使如何方为合理进行申明之基本规范或原则。

  其三,“宪法”乃关于人民在共同体中的地位或共同体与人民关系之基本规范或原则。

  古代中国在这三点意义上存在着非常典型的规范或原则,没有人敢主张君王超越或践踏这些原则或准则;甚至胆敢一时践踏它们的暴君在受到外力阻碍或反击后都会无可奈何地回归准则、俯首受约。这些东西,为何就不能叫作“宪法”呢?为何只有作为西方国家现代政治根本大法的那个东西才能叫作“宪法”呢?何况“宪”、“宪法”或“国宪”之类的概念在古代中国早就有了,而且在某些场合,其所指正是类似于国家根本大法的东西。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一直呼吁和鼓励对传统中国“宪法”的研究。吴欢的《安身立命:传统中国国宪的形态与运行》一书,正是在这样的鼓励下完成的,也是我们多年商讨的结晶。这本书是对传统中国实际存在的“宪法”进行总结和阐发的一个宝贵尝试,是“历史法学”的法史研究工程在宪法领域的一个艰难起步。本书从以下多个方面有相当的收获。

  第一,就“传统中国到底有无宪法”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澄清。作者的研究表明,传统中国虽然没有近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宪法,但实实在在地长期存在并运行着君主制下的“宪法”。那种“宪法”,不管是否成文,在确定国家机关的组织构成及权力分配、规定国家与人民的基本关系、阐明并适当限制君王权力、确定国家的基本国策和宗旨等方面,与西方国家非民主时期的宪法并无二致。为了避免误解,作者还是没有把传统中国的类似宪法现象直接称为宪法,而是使用了争议较小“国宪”这一概念。

  第二,以儒家的“安身立命”命题来诠释传统中国国宪现象的特殊涵义。“安身立命”本是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命题。作者认为,政治共同体如同生命体,也需要获得“安身立命”之基础与依据,即宪法。宪法的“安身”意义,就是维护政治共同体的稳定与延续;宪法的“立命”意义,就是赋予政治共同体正当性与合法性。这里的“安”意为安顿、安排、组织、构建,“身”是指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立”意为赋予、授予、解释、论证,“命”是指政治共同体组织进行统治、传承和延续所必须具备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他认为,这两个方面的四点宪法诉求,是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共同体都不能回避而必须进行回应的。

  第三,全面系统勾画了传统中国国宪的宏观面貌。作者就传统中国国宪的基本理念、基本宪制及其基本规范、渊源或曰载体、实施保障、运行模式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梳理和解析,勾画了古代中国国宪的具体轮廓和特征,包括框架特征和内容特征。

  第四,全面梳理和阐述了传统国宪的基本理念,并对传统国宪的基本宪制及其基本规范进行了初步勾画和阐释。作者把传统国宪的基本理念总结为“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等六个方面。他还总结了传统中国关于社稷宗庙等八个方面的基本宪制,并列举了“天子亦不得逾礼法”等三十二条具体的“宪法性规范”。若有人以这些规范曾经被有些君王或大臣违反而未被追究法律责任为由,否定这些规范的宪法属性,那倒不必担心。因为一条宪法规范的宪法属性及存在与否,并不因它他曾被违反、超越或有人凌驾其上的事实而有实质改变。

  第五,就传统国宪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的深刻影响作了初步阐发。作者认为传统中国国宪不仅存在于历史之中,更深刻作用于近代以来的政治法律实践。作者的研究有助于启发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近代以来国家根本政治秩序的演进和现状,这可能也是本书最大的现实意义,也是我尤其提醒读者予以注意的。

  (本文为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范忠信为《安身立命:传统中国国宪的形态与运行》一书所作的序,刊发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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