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指导性案例的生成与适用

 

　　自指导性案例制度确立以来,有关指导性案例的选题编撰、功能优化、实践应用等内容就广受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笔者试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个案生成入手,对检察指导性案例的生成、检索、应用问题进行探讨。

　　一、指导性案例的生成实践

　　(一)指导性案例的个案剖析

　　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办理的“王鹏等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入选最高检第十七批指导性案例(检例第65号)。基本案情:王鹏系某基金公司债券交易员,利用职务便利获取了公司股票指令交易等未公开信息,通过其父母王慧强、宋玲祥操作的证券账户,同期或者稍晚于某基金公司进行证券交易,与某基金公司的交易指令高度趋同,交易金额8.78亿元,非法获利1773万余元。案发后,三名被告人拒不供认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引导侦查取证或自行补充侦查,完善了证据体系,加强对间接证据、客观证据的审查判断,构建了完整的证明体系,从而全面准确地认定了犯罪事实。这是该案入选指导性案例的重要理由。从该案办理过程和运用方法(如图)上,大致可以窥见生成指导性案例的基本思路。

　　1.有明确的指控思路和方法。经济金融犯罪大多属于精心准备的故意犯罪,被告人熟悉法律规定和行业规则,犯罪隐蔽性强、专业程度高。案件办理中,办案人员准确把握犯罪特征和证明要求,在被告人拒不供认犯罪事实、缺乏犯意联络和信息传递等直接证据的情形下,厘清指控思路和方法,围绕被告人获取信息的便利条件、时间吻合程度、交易异常程度、利益关联程度等要素,通过引导侦查取证、退回补充侦查及自行侦查等方式,全面客观地补充、完善和固定证据。

　　2.充分运用证据法则。一是突出对间接证据的审查判断。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形下,办案人员通过对三名被告人作案时段证券交易数据、未公开信息交易情况、三方身份关系、资金往来,以及具体操作人员不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等间接证据的审查判断,充分运用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依法认定间接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建立了从间接证据证明客观事实,再从客观事实判断案件事实的完整证明体系。二是合理排除证据矛盾。根据经验和逻辑得出的判断结论并不必然具有唯一性,还要审查证明体系中单一证据所包含的信息之间、不同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及证明体系之外的其他证据中是否存在相反信息,以排除其他可能性。该案中,从王鹏父母职业背景、对证券交易知识掌握情况来看,其关于“未利用公开信息而是基于自己判断购买股票”等辩解显然不具有合理性,难以阻断由各项客观事实到案件事实的判断过程、削弱整个证据链条的证明效力。因此,该案虽无有罪供述,但通过对客观证据的审查判断,依然可以得出唯一的证明结论。

　　(二)指导性案例的生成路径

　　从“王鹏等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的案例生成路径可以看出,影响指导性案例生成的因素和环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组织环节:单位高度重视。最高司法机关是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主体,各级司法机关既是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主体,也是指导性案例的“源头活水”。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强化主责主业意识,成立案例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本院办理的大要案件和新型案件较多、具有打造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案例的工作基础等情况,将案例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要点,院领导直接参与案例选编,有力推动案例工作有序开展。

　　2.生产环节:检察官承担主导责任。通过案例学习、思想引导、工作考评等方式,引导检察官增强案例意识、主体责任,从案件受理伊始就认真审查所办案件是否属于有较大社会影响、紧贴民生民利亦或舆论关注的新类型案件,有意识地按照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标准办理具有相应潜质的案件。特别是重视发挥主导责任,扎实做好介入侦查、调查取证、案件审查等工作,全链条完善证据体系,精准把握不同阶段的政策导向,调整优化办案方法策略,有效挖掘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政策把握等方面的独特价值。

　　3.分析论证环节:案件会商研讨。一方面,积极发挥分管院领导和检委会的决策把关作用,及时解决司法办案困难和案例生成中的具体问题,在办案方向、办案规范等方面提供精准决策;另一方面,注重发挥检察官联席会、专家论证会等的咨询参谋作用,共同“把脉会诊”破解案件法律适用难题,通过听取意见建议,开阔办案思路,及时查漏补缺,不断夯实打造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工作基础。

　　4.加工深化环节:规范选编案例。制定《关于加强案例工作的意见》,对做好案例工作进行细化规范。一是明确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案例日常工作,建立案例工作台账和资料库。二是建立案例选题发布机制,结合司法办案实践、上级机关需求和社会关注热点,不定期向辖区发布典型(指导性)案例需求,引导检察官在司法办案中及时发掘、收集和报送案例素材。三是严格编撰程序。所有案例均由业务部门提出初稿,分管院领导审签后提交法律政策研究室讨论,重点审查案例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政策把握以及检察履职方面的独特价值,必要时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论证,最后提交检委会审议决定,确保遴选、推荐的每一起案例都具有一定价值和代表性。

　　5.产品生成环节:案例治理功效。“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司法实践中,除依法办准办好案件外,还应当延伸检察触角,深挖案件背后的管理漏洞,有针对性地提出堵漏建制、防范风险的建议,这样既可以扩大办案效果,又可以发挥案例在促进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案例的运用效果。

　　二、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实践

　　指导性案例的生命在于应用,价值在于指导。立足司法实践,从检察视角、审判视角检视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情况,是评价指导性案例价值和功效的重要方式。

　　(一)检察系统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实践检视

　　1.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内部适用情况。从笔者对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10名办案检察官的访谈情况来看,检察官均会在办案中主动检索指导性案例,在审查报告、案件汇报材料等内部文书中直接援引指导性案例,尤其是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都会报告指导性案例的检索情况。若有类似指导性案例,检察官会在议题报告后附上该指导性案例,并简要说明参照适用情况,个别报告中还会在案件分析论证部分,直接援引指导性案例作为论据,用以支撑具体案件的办理。

　　2.对检察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范围有分歧。最高检《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未明确指导性案例能否直接适用于公开的法律文书。从调研情况看,对外公开的法律文书如起诉书、不起诉书中,无一例援引指导性案例。有检察官认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不同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公开的法律文书中援引指导性案例可能会减损法律文书的权威性;从现有法律文书格式来看,似乎也没有合适的位置来阐述指导性案例。当然,也有部分检察官认为指导性案例是对现行法律适用的一种明确的、具有准司法性的权威解释,可以援引在公开的法律文书中,只是鉴于目前规定不明确,暂时未能直接适用,而是吸收后隐性适用。

　　(二)法院系统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实践检视

　　从审判实践来看,检察指导性案例在法官群体中基本处于“零”适用状态。笔者访谈的重庆市某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8名法官,均表示从未查阅、参照、引用过检察指导性案例,在审判实践中以适用法院系统指导性案例为主。最高法《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对法院类案强制检索有明确规定,其类案检索范围仅针对法院系统的案例,对检察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并未明确要求。在法官经常检索案例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审判案例数据库等平台上,也未见检察机关的指导性案例数据库。

　　三、指导性案例的优化路径

　　从指导性案例总体适用情况来看,既有案例制度设计缺陷、案例本身质量不够高等问题,也有司法人员对案例重视不够、不便检索等问题,需要从生成源头、检索平台、适用方法等层面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一)源头优化:指导性案例的生成机制完善

　　1.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指导性案例得到社会接受、认可和尊重的拘束力不是源于其由权威部门公布,而是源于案例自身论证理由和过程的正确性、权威性。因此,在编制指导性案例时,应当加强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良性互动,共同研究编制指导性案例,更为严谨规范地从案件事实、履职办案中提炼办理规则、证据证明体系和法律适用标准,提高指导性案例的说理性和科学性。

　　2.注重多部门联合制发。某个部门编制的指导性案例若得不到其他部门的认同,就难以在诉讼活动中发挥相应作用。因此,在编制指导性案例时,应加大联合制发力度,尤其是对某些案件的认识和处理出现分歧时,更应联合发布指导性案例。这对促进检法两家达成共识、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大有裨益。

　　3.注重指导性案例的系统集成。指导性案例不具有强制约束力,要使指导性案例发挥更大作用,就应当注重指导性案例的系统集成。定期分析研判指导性案例,查找某类案件是否确实存在法律或司法解释过于原则甚至空白问题,在修订法律和司法解释、制定规范性文件或某类案件会议纪要时,较好地借鉴吸收指导性案例业已提炼出的办案规则和标准,使指导性案例成为完善法律法规的“实验田”。

　　(二)获取优化:指导性案例的检索平台完善

　　实践中类案检索的问题较多:一是检索方法原始。一些办案人员查阅案例过度依赖书籍或者文件等传统媒介,甚至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仍找不到可供参考和适用的案例。二是引入平台单一。检察专网案例检索主要依赖于“检答网”,但其尚不具备智能、精准检索的功能。此外,对于外部平台的引入重视不够,多数地方检察机关未建立专业化智能化的案件检索平台。三是平台技术保障落后。类案检索面临着技术无法根本性突破、数据不全面、制度不健全等瓶颈,平台技术设置的局限性使案例适用和数据分析受到限制。海量案例检索需求与平台供给能力不平衡成为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推进案例平台的整合优化刻不容缓。

　　1.建设指导性案例库。规范案例发布平台,建议由最高检集成开发全国统一、全面、权威的案例数据系统,建立类案强制检索机制,有力推进指导性案例的统一适用。同时,将入选的指导性案例诉讼文书数据化,一并纳入数据库管理,使其运用功能更加优化,最大限度地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指引作用。

　　2.搭建多元化的案例检索平台。通过优化内网平台、搭建手机平台、嫁接非官方优质平台等形式,为指导性案例的应用提供便利。实践中,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已经开始探索建设案例检索平台,如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推出司法案例智能检索系统,可根据输入的结案报告实现自主检索,并对匹配度50%以上的五星级案例,提醒办案人员均应当予以查阅并决定是否参照适用,实现了类案强制检索的“全覆盖”。

　　3.利用网络技术推动类案检索智能化。实现以科技驱动案例适用,尚需在案例数据与案例适用算法两方面加以完善并实现技术与司法的深度融合。当务之急是推进技术研发和更迭,优化案例检索算法功能,并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类案推送,促进类案检索更加精细化、智能化、信息化。

　　(三)适用优化:指导性案例的运用方法完善

　　理想的案例运用模型是:通过标题、关键词检索,查找到与正在办理的案件相类似的指导性案例,寻找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之间的相同之处,运用指导性案例确立的规则、方法,得出正在办理案件的应然结论。

　　1.类案检索与认定。实践中,司法办案人员通常根据标题或者关键词,在各种案例资源库(平台)中检索出大量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但哪一案例与在办案件属于同类型案件需要明确。具言之,可以运用概然性理论和求同存异的方法,审查在办案件的事实与指导性案例的事实是否具有相同或者类似的法定要素情节、是否属于同一法律规则框架下、是否涉及相同法律争议问题,据此判断是否属于同一类型案件,这是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前提。

　　2.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指导性案例的本质是“以案释法”,是具体案件在办案方法、证据运用、法律适用、政策把握等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法律见解,其所呈现的指导要素是法律规则的生动诠释。司法人员参照指导性案例办理具体个案,则是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融贯个案与个案之关联,指导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与法律解释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例如,文理解释通常是按照法律条文本身的字义或者语法规则对法律规范进行解释,指导性案例则是通过具体个案对某些特定法律术语进行阐释,明确特定法律术语所能涵盖的语义。最高检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检例第42号)确认了教室、集体宿舍等属于“公共场所”,司法人员在办理类似案件时即可直接适用。又如,目的解释、体系解释与指导性案例均体现了法律原则与精神,是在融贯整个规范体系与司法政策基础上,提炼的一些具体办案规则,便于司法人员在纷繁复杂的案件中精准适用法律。当然,不同司法人员对同一法律规范有不同解释,对同一指导性案例有不同理解,单一的法律解释方法也无法完全适应办案实践。运用多种解释方法达成目标共性,实现在办案件和指导性案例的融贯效果,不仅在逻辑上能够起到相互支撑的作用,还具有自我检验、维护法律体系统一的功能。

　　3.类比推理方法的适用。“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是司法办案最主要的法律适用方法,是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推论出结果。而类比推理是参照指导性案例办理类似案件的重要方法,适用指导性案例办理类似案件实质上是一个“按图索骥”的过程,是运用类比推理方法作出相似性判断的过程。在办理具体案件时,首先应提炼出在办案件的关键信息以及裁判所必需的事实要素、证据要素和规范要素,然后检索类似指导性案例,寻找两者在办案方法、证据运用、法律适用、政策把握等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通过类比推理进行同一性判断和针对性适用,以实现“同案同判”的法律效果,发挥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作者系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四级高级检察官;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检察官助理。

  (请参见《人民检察》2021年第14期或请关注人民检察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