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吕川：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制度研究

　　随着司法改革深入推进,如何重新认识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制度功能,成为检察制度改革不得不直面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理论和实务对于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制度重视不够、研究阙如,该制度在实践中运用较少,职能发挥不充分,导致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成为常态。“案-件比”评价指标提出后,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运用出现了“回暖”迹象,应当以此为契机,理性审视自行补充侦查制度价值,正确评估其功能,并从文义上澄清其本质内涵,校正理论认识上的偏差,通过程序微调的方式推动自行补充侦查制度完善并有效运行。

　　一、自行补充侦查制度之理论正名

　　从理论研究视角来看,学者们对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属性、内涵等认识还存有分歧。除了认为自行补充侦查属于侦查权的观点以外,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的一切权力实质上都是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补充侦查也不能例外。还有观点认为,补充侦查来源于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权,是具有独立内涵的权力属性。对此,有必要对补充侦查的属性、内涵等进行校正,从而为制度完善奠定理论基础。

　　(一)补充侦查的本质是侦查

　　首先,在法解释学视角下,法律解释适用应以文义解释结果为基准。无论是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还是退回补充侦查,落脚点都是侦查,因而,这些概念最为直接的文义便是侦查,系侦查活动或行为之一种或一部分,而非其他。补充侦查,相较于侦查,虽受到补充二字之限制,但在语言结构上,补充作为修饰语只能是对侦查起到限制作用,而不能改变侦查之实质。在我国,由于检察机关系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因而往往将补充侦查列为法律监督的手段和方式之一。笔者认为,不可否认补充侦查具有法律监督的功能,因为法律授权由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确实可以发挥对原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功能,但不能就此否定补充侦查作为侦查的本质,功能与本质不可混淆。换言之,补充侦查仍然是侦查,补充侦查权仍然是侦查权,但检察机关依托补充侦查权,可以发挥监督侦查的功能。再者,体系解释要求法律概念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理解适用应当保持一致。侦查同样应当遵循体系解释要求,不能因为侦查出现在补充侦查条款中就作出不同的解释,也不能因为侦查主体不同就将退回补充侦查与自行补充侦查的性质作不同理解,否则内涵的不确定将导致法律概念丧失确定性、统一性特征。

　　其次,从实质角度来看,侦查的目的在于收集证据、查清事实以及抓获犯罪嫌疑人,而无论是退回补充侦查还是自行补充侦查,都同样是使用多种侦查措施获取证据、进一步查明案情的过程,就其所起到的作用而言补充侦查亦与侦查无本质区别。 

　　(二)补充侦查之“补充”的理解

　　所谓补充,也就是增加或完善的意思,表示对原物的增益,亦即补充物与原物之间具有同质性和同构性。补充之于侦查亦如是,补充侦查系基于同样的法定程序和诉讼原则在侦查基础上所做的同向加法,是同质性的契合与叠加,目的在于弥补前期侦查疏漏,完善案件事实和证据。因此,应当认为,补充侦查是出于客观需要而对原有侦查进行同质、同向的延续。基于这种延续性,补充侦查在程序上又表现出如下特征:

　　其一,补充侦查受法律的特别授权,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补充侦查时即可启动补充侦查程序,无须重新取得案件管辖权限或立案等。其二,补充侦查中强制措施具有延续性,未出现妨碍侦查、影响诉讼进程的情况下,补充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应当与原侦查保持不变。其三,补充侦查与侦查并非对立排斥关系,二者指向具有同一性,检察机关应重视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可由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协助共同开展补充侦查实现制度目的。其四,补充侦查是在原案基础上展开的侦查,补充也就意味着受到范围上的限制,须遵循案件单位原则,不允许借补充侦查之名实施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关联的其他犯罪调查。

　　(三)补充侦查制度的诉讼构造基础

　　按照传统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理论,刑事诉讼大致分为侦查、审判以及执行三个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立案、侦查和审查起诉等程序皆对应于刑事诉讼“大侦查”之范畴。在侦查与审查起诉程序之间的阶段划分只是相对的,其诉讼职能和业务内容也存在一定的交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环节仍可进行证据收集和事实查明等侦查活动。亦基于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后应当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里的侦查终结只能作限缩解释,即,仅指公安机关侦查终结,而不代表整个诉讼过程侦查终结;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根据需要仍可以展开补充性侦查。而案件虽然已经处于审判阶段,但检察机关建议补充侦查、法院同意的,检察机关自可按照上述原理展开补充侦查。

　　二、自行补充侦查的作用与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具有弥补前期侦查取证不足、提升办案效率以及维护司法公正等重要作用,正确地评估其制度价值才能充分地加以运用。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有充分的认识,才能对症下药,推动制度完善。

　　(一)自行补充侦查发挥的积极作用

　　1.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积极作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能够根据办案需要快速地作出反应、更直接和全面地掌握案件信息,这一特征使得自行补充侦查制度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是提高效率。实践中,补充侦查的情形大多表现为调取资料、询问证人等,这些情形对办案人数、侦查设备以及侦查技能等并无特别要求,补充侦查的难度并不大,检察机关通过自行补充侦查可以实现补充收集证据的目的,且能够规避退回补充侦查的程序反复,节省办案时间,提高效率。

　　二是查漏补缺。公安机关对退回补充侦查不积极配合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此情况下检察机关通过自行补充侦查可以查证案件是否有补充侦查的余地,必要时能够及时收集证据、查明事实。

　　三是“排非”补证。检察机关通过自行补充侦查,一方面可以纠正公安机关之前的违法取证行为,及时排除非法证据,避免证据“带病”进入后续程序;另一方面可以弥补非法证据被排除后的证据缺失,完善证据链条。

　　四是促进公正司法。通过自行补充侦查,检察官可以亲历性接触并收集证据,有效克服书面审查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掌握更多案卷以外的细节,从而更准确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2.审判阶段检察机关补充侦查的积极作用。刑事诉讼是动态的程序过程,即便在审判阶段依然存在不确定因素,检察机关通过补充侦查能够有效应对审判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有助于调查核实新证据、新线索。检察官负有证明犯罪的举证责任,面对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的新证据、新线索等,如果检察官不进行调查核实、补充收集相应的证据,则有可能因举证不足而难以进行有力回应。检察机关通过补充侦查,可以有效避免被告人或辩护人以证据突袭的方式造成的指控不力。

　　二是有助于非法证据排除,确保公正司法。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仍然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通过补充侦查,检察机关能够查明公安机关是否确实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从而排除非法证据。此外,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等亦属于实务中比较常见的情形,面对此类情况,检察官通过补充侦查可以进一步补充收集证据,核实翻供或翻证的理由是否具有合理性,进而判别前后不同供述或证言的真实性。

　　(二)自行补充侦查适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1.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适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一是自行补充侦查措施与手段运用有限。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主要采取调取材料、询问等较为简单的调查措施,对于勘验、搜查等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且需要调配一定人力协作的侦查措施运用较少。

　　二是自行补充侦查缺乏启动程序,规定不完善。司法责任制改革以后,检察官享有补充侦查的决定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自行补充侦查或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办案效率因此得以提升。但将两种补充侦查的启动方式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自行补充侦查的运用存在程序监管不够的问题。

　　2.审判阶段检察机关补充侦查适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审判阶段检察机关补充侦查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审判机关对启动补充侦查的审查不严、制约不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一)……(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由此可见,审判阶段检察人员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向法院提出建议,经法院审查批准后方可以延期并实施补充侦查。由于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已失效)(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延期审理”解释为“应当延期审理”,使得长期以来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建议审查不足、把关不严,补充侦查程序的启动较为随意。尽管2020年修订的《刑诉法解释》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条文进行了修改,但由于制度运行惯性,已经形成的办案思维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因此仍需要对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启动随意的问题高度重视。

　　二是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启动没有结合审查起诉阶段的退回补充侦查情况进行连贯审查。该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审查起诉阶段已经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审判阶段检察机关还能再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补充侦查为由向法院提出延期审理建议,并进行补充侦查。这种情况下说明案件本身可能存疑,本不应当提起公诉却“带病起诉”,审判阶段再次补充侦查实际是借用审判期限的行为。

    本文系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与自行补充侦查规范化研究》(GJ2021C17)的阶段性成果。

　　万毅,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吕川,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节选自《人民检察》2022年第16期；全文共计约10200字，分为三部分，本次摘发前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