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禁不止的人口买卖

　　浓缩的社会生活场景 

　　京剧、汉剧、川剧等戏曲的传统剧目《四进士》，原来是一出连本台戏的剧目。京剧《四进士》早年在富连成科班演出时，剧目名为《节义廉明》，一共四本，每天演一本，四天演全。马连良在上世纪20年代编演此剧，改名《四进士》，剪裁了不必要的场子，精炼成为一日演全的剧目。后来周信芳改编这个剧目并拍成电影，大大压缩了剧情，改以主业开店、副业讼师的宋士杰为主角，直接以《宋士杰》为名。 

　　《四进士》之名来自于剧中的四个人物。明朝嘉靖年间，同科的四个进士毛朋、田伦、顾读、刘题，在双塔寺海誓山盟:今后出任为官，决不贪赃枉法。几年过去，四进士之一的田伦家里出了件事，他的姐姐田氏，设计毒死小叔姚廷美，反诬指弟媳杨素贞谋杀亲夫，趁势将杨素贞赶出家门，卖给杨春为妻。杨春知道素贞的冤情，深表同情，与杨素贞结为兄妹。四进士里的另一位毛朋担任了“河南八府巡按”，微服私访，在路上遇到了告状无门的杨素贞。毛朋替杨素贞写了张状纸，叫她去信阳州申冤。 

　　故事由此改以杨素贞、杨春申冤故事为情节主线。二人来到信阳州，不幸又被冲散。杨素贞人地生疏，又遇几个狂徒拦路调戏，幸被开客店的宋士杰搭救，这个宋士杰原来在道台衙门当一名刑房书吏，因爱打抱不平而被革役。听了杨素贞的冤情，宋士杰打抱不平的脾气再次发作，把她收为干女儿，带她到信阳州衙门去告状。而信阳州知州就是四进士里的那个顾读。 

　　田伦的姐姐接到了传票，要到信阳州衙门受审，怕阴谋败露，赶紧央求弟弟田伦给顾读写信，并随信附上白银三百两。田伦派了公差给顾读送信和银子，正巧也住到了宋士杰的客店。宋士杰见他们行踪可疑，趁他们熟睡之时，发现了田伦的密信，立即将信上的字句一一抄下。 

　　第二天州衙门升堂审案，顾读已经看过了田伦的密信，也收到了三百两银子，于是他就将杨素贞屈打成招，承认自己谋杀亲夫。并无罪释放田氏夫妇。宋士杰算是“唆讼”，挨四十大板。 

　　回到家里，宋士杰巧遇杨春，他又写了状子，让杨春以兄弟身份再去向新来的“河南八府巡按”拦轿告状。河南八府巡按毛朋，为官清正，开堂重审这件命案。宋士杰被传来出庭，他当庭拿出抄下的密信为证，控告田伦、顾读贪赃枉法。杨素贞的冤情由此大白。铁面无私的毛朋斩了田氏夫妇，革了田、顾两人的官职。但是却仍旧因宋士杰一状告倒两个大官，要将他判往边疆充军。好在杨素贞情急智生，认出毛朋就是那天帮自己写状纸的人。宋士杰指出毛朋办事不公，要是打抱不平也犯法，那么毛朋就是第一个“唆讼”的讼师。毛朋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释放了宋士杰。 

　　杨青卖妹 

　　剧中的田氏把杨素贞的酒鬼哥哥杨青找来，要他去卖掉杨素贞。杨青果然乐意卖妹赚钱，他以母亲病重、想念杨素贞为名，将丈夫死后未满“三七”的杨素贞骗出家门，带到与买家约定的柳林之中，以三十两银子的代价，把亲妹妹杨素贞卖给了想买房妻室的外乡人杨春。 

　　哥哥能够卖妹妹吗?这当然是违法的。明清时期刑事条例明确规定，将亲姐妹出卖给他人做妻妾，要按照诓骗他人财产计赃定罪，赃一两以下杖六十，按照杨青卖妹所得三十两银子，应判处杖九十。另外，杨青这个行为还触犯了另一个罪名，就是在寡妇志愿守寡、以欺骗或强迫手段强迫寡妇改嫁，如果已成婚的，要判处杖七十徒一年半。 

　　另外在本剧开头，毛朋巡按河南下五府前发出的告示，是一项新的地方临时法规:“若有贩卖人口者，责打四十大板，一面长枷。”这个情节也非常真实，是明清时地方政府经常发布的禁令。 

　　从法律上讲，明清的法典对于买卖人口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设方略而诱取”(有预谋的强夺及诱骗)良民，如果是买卖良民为妻、妾、子孙的，处以杖一百徒三年。如果是双方合意买卖人口，将良民卖为奴婢的，处以杖一百徒三年，卖为别人妻、妾、子孙的，处以杖九十徒二年半。以后的条例进一步加重处罚，规定触犯这一罪名的罪犯加重处罚，一律发边远充军。再犯者用一百斤大枷，枷号示众一个月再充军。三犯者一律发极边烟瘴永远充军。 

　　毛朋发布的告示，规定对贩卖人口的，责打四十大板，“一面长枷”(就是枷号示众的意思)，好像比法律规定减轻了很多。不过实际上这只是先行处分，在责打枷号完毕后，并不排除按照法律正式判罚。 

　　杨青卖妹，可以辩称是“嫁妹”，因为嫁妹可以收取男方“聘礼”;而在买方杨春这方面，买人为妻，也可以说是“娶妻”，付出的只是“聘礼”。剧中杨青确实也伪造了由杨素贞婆母画押的“婚书”，“立婚书人陈氏，只因杨素贞在家吵闹不贤，令其胞兄带回家去”。 

　　但是这笔可以伪装为嫁娶的买卖有一个漏洞:杨素贞和杨春都姓杨，按照古代法律，“同姓不婚”，主婚与男女都要处杖六十，强制离异，女方回娘家，男方已付出的财礼全部没收。因此一旦被发觉，只会按照买卖人口罪进行处理。因此剧作者安排的情节是，杨春后来被杨素贞哭诉感动、双方结为兄妹。而且在毛朋为他们起草的起诉状里也说:“胞兄杨青，推母有病，将小女子诓到柳林，卖与贩售人杨春。”杨春为此请求修改诉状，将文字改为“将小女子诓到柳林，卖与异乡人”。这样杨春就脱离了这场买卖，成为单纯的“见义勇为”的好汉。 

　　由于普遍的穷困与社会的两极分化，明清时期人口买卖现象极其普遍，法律的规定形同虚设。晚明时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里，提到了这个令他吃惊的现象，并分析说中国的穷人太多，“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无法过没有女人的生活，就把自己卖给有钱的主人家，以期在这家的婢女中找到一个妻子，而这样一来就把他们的子女永世变成奴隶。还有一些人则攒够了钱买一个妻子，等到孩子过多无法抚养时，就以大约一头猪或一匹便宜的小驴价格把孩子卖做奴隶——价钱大约相当于一个克朗(crown)或一个半克朗。有时候这样做并不真正有此必要，但孩子却从此就与父母永远分开，变成了买主的奴隶，买主想叫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全国事实上到处都是奴隶”。 

　　明清的统治者对于这种社会现象没有什么办法，只是频繁地发布法令与告示，作为一种朝廷的“导向”宣示。毛朋的告示也就是这样的一种表态而已，从田氏设计、杨青骗妹、杨春公然意图买妻等等情节来看，台上的角色和台下的观众，都只是将这个告示当做一阵风，只要躲过风头，就不怕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