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是纳粹独裁统治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在屠杀犹太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仅1944年3月至6月，他就把70多万犹太人送进死亡营。1962年，国际法庭在耶路撒冷对这一纳粹军官进行了审判。但每每论及艾希曼在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屠杀中所起到的作用时，其结果总是发现:他(艾希曼)并非灭绝的组织者，而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人，正像他自己所申辩的那样: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汉娜·阿伦特受《纽约客》委派，当时旁听了这一审判的全过程，于是有了后人看到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在这一颇有分量的报告中，汉娜·阿伦特着重阐述了为后人所称道的概念:“平庸的恶”。阿伦特指出，这种恶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却默认并实践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行为，虽然有时良心不安，但依然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种恶，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往往表现为“人性附体”，同人性向善背道而驰却又让人不自知。因此，阿伦特特别强调“你我都有可能陷入其中”，甚至，它“可以毁掉整个世界”!
在一般人看来，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的措辞颇有些晦涩，甚至充满着论辩术的强词夺理。然而，当我们把阿伦特的论述置放于社会发展大背景中去理解时，就会发现别有洞天。
比如掌控公权力者，是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多做建树性工作，还是畏惧风险，墨守成规，只做守成性工作?是打基础、谋长远，久久为功，还是搭“花架子”、搞“政绩秀”，一时风光?是直面矛盾、正视困难，积极解决问题，还是绕道走、躲风头，消极掩饰问题?
在这些“选择”中会发现，“平庸的恶”同“怕、软、躲、退”沆瀣一气;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世俗哲学臭味相同。同时也会发现，大多数人都会被阿伦特不幸言中:“你我都有可能陷入其中”，甚至“不自知”。这种“不自知”让，因为人人都是命令的执行者。
掌公权力者，当如何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自尧舜禹以降，在我们的文化因子里已经内涵了数不尽的为官之道。问题探讨能够得以延续的根本就在于，在经过历朝历代不知多少内圣外王者锤炼而成就的如此成熟的文明，为何却仅仅停留在“仁义礼智”的“四端”(孟子语)或者“礼义廉耻”的“四维”(管子语)，而少有“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四德”(苏格拉底语)?更没有约定俗成并最终内化为后人行为处事的具有公共边界性质的权力话语?
这是一个关乎文化发展的大的历史命题，在本文中无从论述。但是现实世界的运作逻辑在实践层面上直观地显示:直到今天，在我们从政为官的伦理体系中“智”依旧从属于“仁义礼”，而不是“智慧”统辖“正义、勇敢和节制”。换而言之，自古以来由“仁义礼”构成的“德”的层面上的文化基因始终占据上风，压过对于“智”(即知识)的崇拜，进而导致以“智慧”统辖起“正义、勇敢和节制”的文化缺位。或许，正是此种文化基因的先天不良让广大公权力者时常陷入“平庸的恶”中而“不自知”。
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在“德”、“智”颠倒，理解不对称的前提下，对“德”性成分的过度纠缠，会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结果就是人人都匍匐在各种权威面前，连站起来望的机会都没有，更不可能去充分思考、表达和创新。久而久之，为官之道产生的负面效应则是“上面怎么看，下面怎么干”的实用主义与“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机会主义。这种文化构建模式在极端发展上容易产生两种人:一种是哑巴，一种是骗子(或者说戏子)。更为可怕的是，市侩哲学会把一代又一代“初生牛犊”逼仄进一个必须学会装聋作哑才会适应这个本来早已存在的“说谎社会”的狭隘空间。反之，则是“不成熟”。殊不知，成熟不是成就你我之间的亲昵或者一团和气的能力，而是在公平和公正的对话协商中对博弈规则的创造性遵循程度。
由此看来，现实社会运作的某些游戏规则及评价体系不被打破，就不会有人愿意成为甘当被人打的“出头鸟”，责任担当的任何说教也就都是妄谈。最终，人人装聋作哑助推“说谎社会”盛行的逻辑就不会休止，“面子文化”大行其道的现实就不会终结。而“面子文化”本质上是产权不明、公私不分的产物，她发育不出个人权力话语，更无从涉及公共权力的边界，只能是导致每个人按照自己内心的逻辑去处世。这种没有约定俗成的可供参照的公共边界社会，在运转上就会陷入下则“无底线”，上则“无上线”的境地，其本质是思想上的“无所不能”，行动上的“无法无天”。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掌控公权力的广大官员来讲，作为私人化东西的“人生实用技巧”必将替代用来作最高决策的“公共智慧”。
苏格拉底说:“德性即知识”，而知识需要超越性，需要深刻，需要偏激。在任何的偏激都难以接受，在任何正直理想都要遭遇嘲弄的文化语境里，希图构建起对知识的崇尚，进而实现“德以辅政”的文化现实，让有能者“在其位，谋其政”实属难上加难。因为不能包容偏激便不能摆脱语境制约，便不能产生思想碰撞，更不会有所创新。目前，谈到的很多社会问题往往越扯越不清楚，就是因为无法摆脱语境制约的缘故。即便是那些具有社会良知的正义人士提出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意见，也会被消弭进“历史论”、“国情论”、“时机论”的汪洋大海中，将问题作了简单化处理。一句“国情论”让很多事情只能搁浅，甚至放任流之。
因此，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力与义务从拒绝“平庸的恶”开始，以普罗米修斯盗火的姿态修复并激活我们文化中“以智慧统辖正义、勇敢和节制”的缺位基因，进而依靠现有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去反抗并改良周边的“平庸”，否则其他一切争论与做作都是噪音与多余。强大的文化体系的改良，需要依靠几代人的薪火传承与共同努力，而拒绝“平庸的恶”仅仅是消除“劣币驱逐良币”不良运作的开始。(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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