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先生的“画”和“话”

　　吴冠中先生的“画”价值不菲、百赏不厌。最大的特点莫过于真有创新，在融合中西意境、技法的同时，竟能以中国的毛笔画精美的油画。别人做不到。

　　吴冠中先生的“话”犀利有理、百听不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真情实感，在他人不言不语、无可奈何时，竟能以年轻人般的率真坦陈己见。别人难做到。

　　在画界，吴冠中先生德高望重、挥毫不倦。除了作为一名中国画家向国人和世界贡献精品力作，给世人以美的供养之外，他正义气质浓重，勇于“反叛”，逆势而上，更敢于直面现实诟病，勇于发出“声音”。

　　每个人在自己作为肉身的生命体之外，其实都还有一个“生命”。对于吴冠中先生而言，“画”和“话”或许才是他真正的“生命”和寄托。

　　早在2008年的时候，年近九旬的吴先生就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紧迫。他在将自己的87幅画作捐赠给上海美术馆的时候就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完成。”在他说的两件事中，其中的一件事是要安顿好自己毕生的画作，并且大多亲自操办;而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讲真话、吐露真情。

　　他珍“画”如命，身前已经自毁了一大批自认为不佳但同样具有市场价格的画作。在91岁高寿谢世之前，他并没有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什么墨宝，而是亲自捐赠了毕生几乎所有的精品力作，给这个国家和世界留下一大笔宝贵的财富。

　　他惜“话”似命，直到晚年80多岁时，依然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檄文，在一些会议上发表言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出警言，对民间恶习和社会管理之弊口诛笔伐，犀利的言辞与尖锐的评语，至今依然被人温习，常常提醒，引发持续的思索和感慨。

　　人们都还记得，作为一名画家的他，说过“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的话;作为画界元老，也曾直言“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作为培养学子的园丁，则猛烈批评过大学教学评估检查是“劳民伤财的活动”，简直达到了“以出世之心处入世之事”。《中国青年报》在今年7月报道吴冠中先生“生前事”时，用了“吴冠中走了，说真话的人又少了一个”这样的标题。可见吴先生的“话”，对社会的影响力绝不逊色于他的“画”。

　　我常常在想，敢讲真话自然与一个人天生的性格有关，但恐怕更取决于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和对于社会的那一份责任心、使命感。

　　吴冠中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常人”，和他有过接触的人和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似乎都能够直接感受和描述出他的“平常”之处。但他又经常能够从事态的“通常”之处发现某些“特别”来，并且十分敏锐地将他的发现呈现给世人，向人们发出警示。不怕得罪人，不忌场合，不畏权势，似乎更不讲究讲话的“分寸”。这一切，确实达到了“出世”境界，实非普通之人可以企及，也足令那些胆小慎微、城府浓厚、左顾右盼、私心杂念、阿谀奉承之辈感到汗颜甚至无地自容。

　　这个世界上的事有时也真有点怪，无所求者或许真的最有所谋，社会给予的回报也常常是最为丰厚的。吴先生就这么静静地走了，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追悼会。他在留给人们惋惜和长长悲痛的同时，也带给许多人久久的无眠……或许，人们应该不断地提问:吴冠中先生走了，我们这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真的会少吗?人们或许还将追问:我们这个社会究竟还需不需要更多的吴冠中?人们也许更应当自问:我们需要培植怎样的社会土壤，才能使吴冠中先生自由创作、勇说真话的精神永久不灭呢?

　　如今，吴冠中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两件事”，他在自己的“画”和“话”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这或许正是苍天为这位穿着家常的红色夹克衫、头枕自传《我负丹青》永远地和这个世界告别的诚实老人做的一种最好的安排。

　　吴冠中先生安心、宁静地走了——大师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弥足珍贵的“画”和“话”。这是他的“生命”所在，是依然活在世间的生命体。我们又该怎样去面对大师“火热的生命”呢?!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