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该上课了

　　上课是教师与学生共同的事业。课堂是教授展示学问魅力的舞台，也是学生获取知识、接受熏陶的主要渠道。大学课堂理应是温暖的精神家园。虽然，课堂并不是大学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图书馆、实验室在某种意义上比教室更重要。但是，一堂令人不知所云、昏昏欲睡的讲课会扼杀大学生的求知兴趣。一名称职的大学教师应当具有浓厚的讲课兴致，善于与学生交流对话，不厌其烦、孜孜以求地传播真理。课堂是灵魂现场，是学问与良知碰撞的地方。有的教授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讲课却干瘪至极，味同嚼蜡。这不仅仅是技术和修辞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讲课被这些教授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大学课堂是展现教师风度和个性的地方。如果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课堂就是灵魂舞动的平台。黄侃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在讲课的时候，常常忘情地吟诵起优美的诗章来，抑扬顿挫，引起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也无比投入，拖着长音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曾任教于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的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教授把讲课当成一种精神享受，讲课时常常陶醉在学问之中，闭着眼睛讲授，直到下课才睁开。王瑶讲课“乡音未改，出语多谐”，常常讲着讲着自己就哈哈大笑起来。如此生动的人文风景而今已难寻觅。

　　当前，由于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标准主要放在课题申报、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等指标上，大学教师讲课好坏并不被看重。之所以做出忽视教学质量的体制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学质量难以量化考核，教学风格、教学技巧与教学效果无法进行精细化比较和排序。要用数字描述大学教师的成就，就只能把目光投向课堂以外的活动。这种无视课堂教学的评价方式，使得把大量心思和精力花在讲课上的大学教师越来越少。讲课变成了一种例行公事。大多数教师授课照本宣科，枯燥无味。

　　当然，我们无法要求大学教师个个都是演讲的高手。真学问是无须通过舌粲莲花来展现的。程千帆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敬重的是老师的学问，至于老师们课上得怎么样倒不讲究。老师们当中，胡小石先生最会讲课，很有条理，季刚先生上课喜欢漫谈，汪辟疆先生不大会讲课，有的学生讲他上课几乎是语无伦次。可是如果上汪老师家请教他什么问题，他能把有关的书一本本指示给你，然后一一讲析，令人佩服。”可见，大学教授可以不注重讲课的生动性，可以不讲究修辞，但万万不可丧失讲课的兴趣。

　　大学是应当允许教授在课堂上胡扯海聊、借题发挥的。这些看似与学术无关的感慨往往是教授心底里最真实的东西。这些东西看似缺乏理性，超出了教学范围和学术范畴的讲课方式，但并非与传道、授业、解惑无关。一个向学生打开心扉的教授是应当受到尊敬的。教授们通过人生漫谈，力图告诉学生，如果知识和学问无益于人们更好地度过一生，那么这种知识和学问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叮咛和劝告可能啰嗦一些、琐碎一些，也可能激烈一些，偏激一些，但是，却往往是饱经沧桑之后的真切体会和彻悟，并非是多余的废话。

　　理想的大学是将激发教师的讲课兴趣与调动学生自学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大学教师与学生的精神合作除了课堂之外，还有沙龙、讲座等多种渠道。因为课堂教学毕竟是一定计划下的规定性行动，过于注重对常识的按部就班讲述，势必会遏制创见的生长。如果大学教师的讲课像统编教材一样平庸，或者干脆是陈旧教材的声音版，这样的课实在没有上的必要。

　　大学教师大可不必因为学生不认真听课而大动肝火。只要他没有对别人构成干扰，那么一切都是可以容忍的。靠点名扣分来维持高出勤率是一点也不高明的管理办法。把学校改造成军营，是历史的倒退。教授与学生之间并不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知识的磋商关系、供求关系。

　　当然，在客厅里同学生漫谈也是一件很畅快的事情。熊十力就喜欢在家里给学生上课。现在大学扩招很快，学生太多，教室太大，教室上课类似于在集市上叫卖，虽声嘶力竭却无人响应，吸引力更是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