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谟》:权力格局中的皋陶家族

　　《大禹谟》叙述了三件事，且依次剖析。第一件，是舜、禹、伯益开会交流政治见解，近似于今人常说的理论务虚会。其时，禹已处于摄政地位，但舜仍位居天子之尊。至于伯益，他已成为舜任命的山泽之官，同时，他还是大法官皋陶的儿子。　 

　　他们三人的讨论由禹开始，以舜对禹的赞赏而告终。禹发言三次，其政见可以概括为:在政治伦理方面，无论君臣，都要尽职尽责;在政治原则方面，要顺道而行，祛恶扬善;在政治事务方面，要做好六府三事。前两点务虚，后一点务实，虚实结合，建构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汇入到有史以来的中国政治信条中了，譬如恪尽职守、正身以德、厚生养民，等等。相对于禹的正面立论，伯益的两次发言各有特色:第一次发言主要在于颂扬尧的美德，为舜和禹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政治榜样。第二次发言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为政之禁忌”。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父亲是皋陶，伯益在舜、禹主导的政治体系中，享有比较特殊的话语权。这也许是他可以在舜、禹面前放言高论的原因——这个原因，也许还可以解释，为什么舜与禹之间的对话，他可以参与并自由发言。至于舜的两次发言，都是对禹的认同，体现了长者的宽容与鼓励，至于他的个人观点，则不甚突出，主要是野无遗贤、舍己从众、救济贫苦，等等。　

　　《大禹谟》叙述的第二件事，是讨论舜、禹之间的帝位禅让问题，参与讨论的也是三人，除了舜、禹之外，还有伯益的父亲皋陶。这次会议，不再“务虚”，而是一场实质性的政治决断，再现了舜、禹之间的禅让过程。此间情境，仿佛尧、舜之间禅让过程的再现。这种历史画面的重演表明，禅让已经成为了一种美好的政治传统。不过，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与刘汉、曹魏、司马晋之间的禅让，不知是不是同一种禅让。从形式上看，这两种禅让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前一个君主强烈要求把帝位传给后一个君主，后一个君主反反复复地推辞，实在推辞不掉，才勉为其难地应承下来。然而，由于汉晋之间的史料比较详尽，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刘氏与曹氏之间的禅让，还是四十多年以后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禅让，都只是一场表演罢了。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在尚书的表达背后，是否还有“真事”可供“索隐”，就不得而知了。非要穷根问底，就只好凭常情常理加以推断。　

　　《大禹谟》记载的第三件事，是舜让禹去征讨苗民，理由是苗民不大驯服。禹带领各路诸侯，经过30天的征伐，苗民还是不服。苗民的理由是:尚未晓之以理，便胁之以兵，这属于以力服人，当然不服。正在僵持之际，皋陶的儿子伯益出面劝说禹:“施德可以感动上天，无论多么偏远的人都会受到感召。满招损，谦受益，这是天之常道。遥想舜帝当年，面对父之恶，他常常向上天号泣，向父亲号泣，克己自责，不责于人。他总是恭敬地对待父亲，终于感化了父亲。只要怀着一颗至诚之心，神明都可以感动，何况这些苗民呢。”禹认为伯益说得对，于是班师还朝。撤兵之后，舜大兴文德之教，并编出象征文德的舞蹈。果然，过了70天后，苗民主动前来朝拜。　

　　这件事有些蹊跷，也有些矛盾:其一，苗民之君已成邪恶的象征，上天已经为他定了罪，禹的讨伐属于代天而罚。但是，义正辞严的“天罚”，却是征而不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僵持不下，只好收兵。这就说明，奉上天讨伐、奉舜帝讨伐的正当性依据是有疑问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收兵就是对“天降之罪”、“代天而罚”的否定。其二，通过武力不能征服苗民，在自家门前跳上70天“文舞”就让苗民心悦诚服，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要说施文德之教，这本来就是舜的拿手好戏。舜之为君，本来就是以德正身，以德治国。换言之，注重文德之教，乃是舜的一以贯之的政治原则，任何时候都没有间断。对于这一点，苗民想必是清楚的。但苗民并没有因此而归顺。苗民为什么长期抗命、军事征伐也不服，待人家编排“文舞”之后就服了呢?如果苗民在此时此刻的归顺确有其事，那么，在施文德之教与跳文教之舞以外，一定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只是这些原因，我们不甚清楚而已。此外，这件事还表明，舜和禹对苗民的征伐，乃是一个错误的政治决策，从根本上偏离了他们崇尚文德的政治原则，可以视为舜、禹之政治败笔。　

　　总结《大禹谟》记载的三件事，可以发现，三件事的主角都是三个人。舜与禹在每件事中都出现了，另一个角色则由皋陶、伯益父子俩轮流出场。其中，伯益出场两次，皋陶出场一次。这个事实表明，舜、禹交替时期的朝政，很可能是“三驾马车”的状态:舜是资深的政治领袖，禹是候补的政治领袖，但皋陶、伯益家族同样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记录这些言行的人，有可能就是皋陶、伯益势力集团中的人。否则，《大禹谟》中的人物，就不会如此安排了。　

　　当然，作出这样的推断，是假定《大禹谟》与《尧典》、《舜典》一样，都出自虞舜时代的史官。如果它真是后人伪造的，虽然上文的主要结论依然可以成立，但就不能说“记录这些言行的人，就是皋陶、伯益势力集团中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