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味欺诈"的前世今生

那些鲜艳欲滴的西红柿，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西红柿了。它们在青涩的时候被摘下，在运输的途中用化学品催熟——纪录片《食品公司》旁白。

美国反对转基因的畅销书《种子的欺骗》 

　　丰富，但贫瘠。这样形容近数百年的食品历史，大概比较合适——食品数量和品种急剧增加，然而危险无处不在。因此，英国著名美食评论家和历史学家比·威尔逊有关食品打假和造假史的著作被称为“美味欺诈”。从这本《美味欺诈》开始，循着典籍《剑桥世界食物史》、《剑桥人类疾病史》及纪录片《食品公司》、《孟山都眼中的世界》等诸多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当化学工业和生物科学在这个星球飞速发展的时候，我们变得如何胆大包天，以至于让今天琳琅满目的餐桌上，充满了谎言。 

　　“我谁都不在乎，不在乎……” 

　　1215年，英王约翰与反叛贵族们签署了和平条约《自由大宪章》，宪章第35条规定:“全国应有统一的度量衡，烈性麦芽酒与谷物之量器标准，为伦敦夸脱。”至1266年，亨利三世颁布了此后保留了八个世纪的《面包和麦酒法令》，对面包的等级、重量、价格、成分等进行规范，要求面包师们必须用固定重量的面粉做出固定数量的面包。面包师们不可以心血来潮乱改配方。　

　　伦敦人似乎专爱挑面包师的毛病。比·威尔逊描述:面包掺假，面包师第一次被逮到将游街示众。囚车从同业工会会所出发，穿过伦敦最脏的街道，掺假者坐在囚车中，脖子上挂着他做的伪劣面包。第二次掺假，面包师将被戴上木枷游街，受市民奚落。如果哪个倒霉蛋被第三次逮到，他的烤炉不仅被拆除，还要发誓永远不在伦敦城从事烘焙面包工作。　

　　《面包和麦酒法令》提到了7种不同的面包，“韦斯特”是给有钱人吃的白面包，标准最高。全麦面包才是普通人吃的，而今天我们知道，全麦面包是营养保存最好的，但口感比较差，要皱着眉头才咽得下去。那时候如果你更穷，就只能吃法律规定的“马面包”。这种面包是用磨制的渣滓做的。大多数贫困家庭都自己烤制面包，或用市镇的公用烤炉来烤制。　

　　你怎么知道自己的面粉没有短斤少两、掺别的东西?有一首歌谣叫《迪伊河边的磨坊主》，磨坊主说:“我谁都不在乎，不在乎，只要没人看着我，我就不在乎做手脚。”　

　　今天的伪劣食品生产者，的确谁都不在乎。他只在乎钱。一位记者同行说，访问任何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绝大多数情况下你不仅被粗暴拒绝，而且你可能会受到莫名其妙的攻击。正如纪录片《食品公司》所说，“他们不想让你知道食物的真相。”　

　　伪劣面包对巴黎市民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威胁和耻辱。法国和英国一样，面包烘焙被置于法律的高度监管之下，因此伪劣面包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的基本法律与秩序被挑战和破坏。　

　　更极端的惩戒发生在土耳其。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土耳其法官碰巧听说某个面包师的面包分量不足，于是法官走进面包师的面包房，“拿他的面包来称，果 

　　然分量不够。他的烤炉烧得红红的，于是我把他丢了进去……”　

　　阿库姆:一个英雄时代　

　　化学家弗雷德里克·阿库姆如果生活在今天，一定会成为一个“讨厌的人”。任何一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人，遭人嫉恨是必然的。然而，他却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以1820年为分界线，食品掺假的历史被分为前阿库姆时代和后阿库姆时代。这一年，阿库姆的一本小册子面市:《论食品掺假和厨房毒物》。他的这本书让人们认清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现代化工业城市中出售的食品和饮品，都不如看上去那么美味，其制作方法也和我们的想象不同，而且，食物是可以杀人的!　

　　两百年过去，我们今天读这本书，竟似曾相识，同样让人恶心:　

　　牛犊肉制造仿鲜甲鱼汤，绿矾增加啤酒泡沫，吃的泡菜是用铜染绿的，醋用硫酸勾兑;奶酪是将糖、淀粉和黏土混在一起，再用铜和铅染色;番茄酱用蒸馏酒醋后剩下的糟粕，加上绿色的核桃外壳熬出汤汁，以及各种香料和烂蘑菇搅拌而成;让我们喝下去觉得清爽和振奋的柠檬汽水和潘趣酒，通常是用廉价的酒石酸勾兑出来……　

　　之前，英国小说家托伯斯·斯莫莱特在其小说《汉弗莱·克林克》中描写的，正好与阿库姆后来揭露的相印证:在草莓上吐点口水再擦擦，草莓就算是洗干净了;将蔬菜和铜放在一起煮，蔬菜显得更绿，更新鲜。而伦敦的伪劣面包，就是“掺有白垩、明矾和骨灰的毒面团，吃起来干巴巴的，简直就是对人体的摧残”。　

　　托伯斯·斯莫莱特小说出版的时候，读者以为是小说家的想象，读完之后付之一笑。没想到，等到阿库姆的书出版，他们才知道:原来小说家的描述，在现实中却是千真万确，没有半点儿的虚构和夸张。　

　　在阿库姆笔下，多年来英国人在制作美味的奶油冻时都会用到桂樱叶，用桂樱叶泡过的牛奶有一种坚果的味道，吃起来就像加了苦杏仁。不过，桂樱叶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有毒。1728年，两名都柏林的妇女在饮用桂樱叶蒸馏水后突然死亡，桂樱叶有毒由此被人发现。1819年，里士满一所寄宿学校，几名孩子吃了桂樱叶调味的奶油冻陷入深度昏迷……然而，用桂樱叶来调味的习惯却没有丝毫改变。　

　　阿库姆倡导对掺假掺毒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然而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打击会影响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这样的声音在今天，依然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记者曾经听一位食品专家的演讲。这位食品专家在介绍完当今“最新的”食品掺假技术后说:对于食品掺假掺毒问题，你无可逃避。你是选择饿死还是被毒死?饿死不需要几天，毒死嘛，就意味着也许某种癌症或肿瘤找上你。你选择快死还是慢死?　

　　一位听众说:我有得选吗?我想起一句流传很广的“乡下人”对“城里人”说的话:你们城里人的胃太强了，那么多化肥都毒不死你们!我只能半开玩笑说:那我只能选择慢死。虽然本来并不把生死放在眼里，但让我被毒死，还是心有不甘。　

　　然而每一个人，一定还有更好的选择。　

　　获得食物是一项基本人权。阿库姆教会了我们很多识别食品掺假掺毒的方法，他还发明不少鉴别食物的技术。他对未来消除有毒食品充满了信心。在今天看来，他过于乐观了。今天的我们，是否一定比他有办法?现代食物花样百出，在“繁荣”背后，我们中的大多数难道只能闭上眼睛?　

　　200年前，与掺假掺毒食品的斗争，以阿库姆这样的时代英雄最终败下阵来结束。与阿库姆同时代的化学家约翰·米切尔总结说:“英国没有任何法律保护公众不受掺假食品的伤害。”　

　　谁的“食品地狱”　

　　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维生素的发现使得人们可以通过食物“添加”来终结传统的营养缺乏症，但是，其他的健康威胁却迅速取而代之。《剑桥世界食物史》记载:从20世纪50年代起，癌症和心脏疾病的发病率高涨，最大的嫌疑犯是环境恶化，而食物添加剂就名列其中，包括味精(谷氨酸一钠MSG)，甜蜜素(环己基氨基磺酸)，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还有糖精。同样受怀疑的还有“工程改良”庄稼——原本是为了防虫害，同时也有可能致癌——以及定时播撒到农田里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它们通过庄稼作物和饮用水进入人体。　

　　《剑桥世界食物史》以一种忧虑的风格写道:“一旦出现某种突变的植物瘟疫，进而打击世界粮食供应重要的某一环，其后果难以估量。”　

　　2010年，法国独立导演玛丽·莫妮克·罗宾拍摄《孟山都眼中的世界》，直指孟山都这家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及化工公司长期危害环境和健康的内幕，被称为“纪录片中的恐怖片”。而美国人自己拍摄、获2009年华盛顿影评人协会最佳纪录片奖的《食品公司》，则带领人们走入不为人知的“食品地狱”。《食品公司》里的调查者说:“在超市面对数千种食品，你自以为有很多选择，其实你没有。”这样的结论太残酷了。　

　　20世纪食品安全领域的斗士，一定有拉尔夫·纳德的名字。他是食品添加剂时代与添加剂作战的堂吉诃德。1970年，拉尔夫·纳德领导的团队出版了《化学大餐》，揭露出食品行业的黑色内幕。在此之前的1967年，他更以《我们仍处于丛林》为题，让阿库姆时代的“陈年往事”重现:　

　　在美国，大约15%的商业屠宰牲畜(1900万头)和25%的商业加工肉制品(每年满足三千多万人的需求)没有得到严格监管。根据农业部的资料，大量的肉制品都存在病菌，而且在极度肮脏的环境下加工制成。它们的真实情况完全被防腐剂、添加剂和色素所掩盖。　

　　纳德认为，随着食品生产技术的进步，现代的食品欺诈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他和他的团队开始了一场反对日常饮食化学大餐的战争，这个健康研究组织几乎家喻户晓。他最著名的战果之一，是让味精完全退出了婴儿食品。　

　　1976年2月，在纳德健康研究组织的压力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下令禁止在食品中使用红色素2号。在此之前，红色素2号一直是用途最广泛的食品色素，几乎存在于日常使用的所有加工食品之中，比如番茄酱、糖果、果冻、香肠、巧克力蛋糕和众多调味品。红色素2号每年的利润达450万美元，由其调色的食品价值更是高达100亿美元。　

　　早在1956年，红色素2号就被指有致癌物质。1960年，前苏联科学家颁布了该色素的禁令。但在冷战时期的一份政治文件中，FDA以“理由不充分”为由，拒绝承认苏联的研究成果，直到1976年才正式承认红色素2号的致癌作用。禁令生效后，作为替代品的红色素40号的产量开始急剧增加，成为几乎所有加工食品和饮料的添加剂。　

　　红色素40号会引起儿童注意力缺失症，对儿童健康造成恶劣影响。当丹麦、比利时、法国、德国、瑞士、瑞典、奥地利、挪威等国禁用红色素40号之后，美国联邦政府依然对该色素的有毒警告置若罔闻，担心红色素2号之后再揭开40号的盖子会引起社会动荡，影响社会和谐……　

　　2004年英国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27名抗议者将英国诺福克的一片转基因玉米地夷为平地，这27名转基因的抗议者被告上了法庭。法庭最终宣判破坏别人庄稼的27名抗议者无罪。原因是法官不认为抗议者的行为是毁坏他人财产，而是“合法地控制污染”……　

　　“从历史来看，在食品制造领域，不要指望食品制造商们的道德水准，因此从道德上对掺假掺毒食品进行指责，效果非常轻微。让食品制造商们学雷锋，那就太天真了!掺假掺毒食品横行，政府有监督监管之责，如果政府相关部门监督监管不力，公民必须行使权利。只有这样的良性循环，才能杜绝食品制造的恶之果。”耳边依稀响起那位滔滔不绝的食品专家的话。　

　　我们似乎已经无法回到有机食物的年代，然而，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我们是否有希望——　

　　真正从致命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真正对“繁荣”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