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寻求至当的司法

　　历史学家聂崇岐先生在评论宋人洪迈的学术风格时，称其“不苟同，不苟立异，不为离奇之论，而以至当为归。”这番评论，尤其是“以至当为归”，令我沉吟良久，于我心有戚戚焉。 

　　因为，在当下这个争夺注意力、争夺眼球的时代，标新立异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在市场上，商家以产品的“新奇”、“离奇”相夸耀;在学术界，似乎只有“立异”才意味着“创新”，于是，各种各样的“新说”、“异说”、“离奇之说”层出不穷。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语不惊人誓不休。还有一些论者只顾一点，不管其他，他们把一个问题的某个侧面或某个局部无限放大，只见树叶，不见森林，甚至以树叶代替森林。为了论证这种学术倾向的合理性、正当性，一些学者认为，学术智慧本身就是片面的智慧，它追求的是片面的深刻。按照这样的理解，片面性(褊狭性?)莫非就是学术智慧的常态或“固有品质”?　

　　在大智者庄子看来，“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显然是一种应当针砭的时弊，是“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产物。它的荒谬之处，就仿佛“盲人摸象”。可见，某些片面的奇异之论，与其说是对真理的揭示，还不如说是对真理的遮蔽。　

　　再者，对当下的司法，有的强调专业化，有的主张大众化;有人认为，应当加强对于司法的监督，也有人认为，应当寻求无须监督的司法;有的主张，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应当统一、可以统一;有的则认为，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能统一……诸如此类的言论，就像重重迷雾，在它们的笼罩之下，中国司法的现状与未来似乎更加扑朔迷离。　

　　在这种新论迭出、话语分裂的状况面前，如何重建关于司法的共识?我以为，有必要尊重史家的公允持平之论，那就是，“以至当为归”。　

　　何谓至当?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无从把握的标准，似乎只是一种空疏的“屠龙技术”。但实际上，它蕴含着相当强烈的实践指向性。就当前的司法活动、司法改革而言，所谓至当，就是要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最大限度地体现“司法的可接受性”。换言之，“至当”的司法，就是“可接受性”最高的司法。　

　　司法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活动，司法的实质是对利益的再分配、再调整。如果某种司法产品(司法解释、判决书、裁定书，等等)，能够得到相关主体的普遍接受，就意味着实现了司法的可接受性———这里的“相关主体”，既包括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也包括与这个司法产品有关的社会公众，以及其他的机关、团体和个人，甚至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报刊杂志的“读者朋友”、成千上万的“网民朋友”，等等。这就意味着，最恰当的司法，实际上是指“可接受性”最高、“认同度”最广泛的司法。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可接受性”不就是和稀泥吗?把“可接受性”作为“司法至当”的标准，那么，法律呢?法律的位置在哪里?司法机关及其人员难道不应当把法律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此，我的回答是:司法既要尊重法典中的条文，也要尊重更高级的法———自然法。君不见，法律就是公意的体现，体现公意的法律就是可接受性的法律。这就是说，法律本身也要追求可接受性;只有得到广泛接受、普遍认同的法律，才是正当的法律。可见，司法活动对可接受性的追求，就是在根本意义上体现法律的价值与功能。　

　　因此，无论是大众化还是专业化，无论是法律效果还是社会效果，无论是调解还是判决，都应当服从于“至当”这个更高的要求。寻求至当，寻求司法的“可接受性”，应当成为法律人的一种理性的选择。　

　　记得萧公权先生在总结他漫长的学术生涯时，用这样几个字来概括自己的体会:“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这样的“三句教”，庶几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为至当的司法，如何寻求至当的司法。　

　　(作者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