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宗智：与西政往来三十年

　　龙宗智 

　　1954年9月出生于四川成都。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本科，后返校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曾任军事检察院检察员、副检察长、检察长。1998年被特聘为四川大学教授，法学研究所所长。后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现任四川大学教授、博导，兼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第一次见龙宗智，是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面容清癯的他绕过半个会场，径直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儒雅中透着军人气质，在到场的众多法学家中显得很特别。　

　　他原本就是军人。1978年，军队基层干部龙宗智参加高考，考取西政，攻读法律本科。后来，他又先后回校读硕士、博士，其间在军事检察院工作多年。前前后后这么一算，他竟有着28年的军龄。1998年底，他从部队转业，被特聘为四川大学教授时，已是大校军衔。　

　　再后来，他以校长的身份入主母校，因冷峻形象和干练作风被学生称为“西政的普京”。不过，他本人认为大学里需要的不是普京式的铁腕人物，而是善于协调和沟通的带头人。“我希望在自己和大家的努力下，能重建西政曾有的对中国法学界、法学教育界的重要影响。”　

　　现在，他离开了西政。 

　　求学西政　

　　卡车沿嘉陵江溯流而上。我对于江河并不陌生，但是当日的观感却很特别。左面高岸，右面深谷，江水浩荡，烟雾迷茫。此情此景，与卡车上一群胸怀远大、豪情万丈的年轻人当时的心情不是很相配吗?西政1978级学生、学者梁治平至今难忘1978年到校第一天的情形。对此，龙宗智有着相同的记忆和感触，他们是一起走进西政的。　

　　1978年恰好是西政50年历史的分水岭。此前的25年历尽磨难，凄风苦雨;此后的25年劫后重生，柳暗花明。这一年，龙宗智和他远道而来的同学们，走上了治学的道路，一同迎来了人生的春天。　

　　龙一直记得社会学家郑也夫关于治学态度的论断:态度有三种，功利、求道、游戏。在他看来，“功利”是学以致用，既可以功在国家，利在社会，又可以功在个人，利在家庭，无论为公为私，只要态度积极、维持合理限度，就没什么不好。第二种是“求道”，即探求真理，这应是推动学习研究的基本动力。第三种态度是“游戏”，倒不是不务正业、游戏人生，而是将学习当做一种娱乐，既不求功利也不求真知，只是体验过程的快感。“这种境界不易达到，却也并非不可能。比如写文章，冥思苦想、焦头烂额，一旦来了灵感，思如泉涌时，就会感到快乐无比，游戏赢了!”　

　　与苍翠的歌乐山、幽静的校园相伴，龙宗智体味着治学的三种境界，并乐在其中。当年，身为检察长、公务在身的博士生龙宗智，写出的博士论文当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主政西政　

　　对于出任西政校长，龙教授只说了四个字“想做点事”。言简意赅却掷地有声。并不热衷官位的他，在第一次教师大会上，就宣布了自己的治校理念:“没有短期思想，但有任期观念。”　

　　西南政法大学，曾创造过载入中国法学教育史册的辉煌和奇迹，被誉为法学教育的“黄埔军校”。中国法学界对这所学校始终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愫，这里是培养中国法学人才的摇篮，相当数量的大法官、大检察官、资深学者、资深律师从这里走出去。它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缩影。　

　　辉煌渐渐退却甚至深陷困顿，是从1997年底申报“211工程”失利开始的。接下来，西政被下放到重庆管理，由全国性大学变为地方性大学，再后来，优秀人才大量流失。　

　　当时，整个学校都处在低落与迷茫当中。西政BBS上的一段网文写道:“诸多老师纷纷离去……我们始终不明所以。惊疑中，种种猜测纷纷浮上来……猜测的声音后来渐小，而怀疑却成了西政学生的一种可贵的精神———怀疑我们的所学是否能和他人一比，怀疑地处偏僻是否真是西政的劣势，怀疑学校制度，怀疑校领导对教育是否口惠而不实!上个学期，换了校长。西政的学生仍在怀疑，而这种怀疑已成了一种思考方式。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如何使西政再度强势”。　

　　龙宗智就是在这种怀疑中走上了西政校长的岗位。西政是他的母校，他深知主政西政的艰难。“由地方来办全国重点大学本身就很矛盾。全国性的大学本应由国家来办，现在交给地方，地方有压力，作为学校一方，无论是从地位上还是经费投入上都受到影响。”　

　　“地处这个地方，靠什么留人，这是西政的难题。虽然现在的高等教育并没有完全产业化、市场化，但教育人才实际上已经市场化了。”龙宗智认为，在无序的竞争中，最先受到伤害的就是中西部的院校，“这些学校财力有限”。　

　　于是，龙宗智与新的西政领导群体齐心协力，尽力而为。一批出走的学者回归学校，还有一些青年才俊被引入，师资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一级学科博士点率先建成后，学术影响力增强，教学逐步规范。机场路边，建起现代化的新校区，现在已是大楼高耸，绿树成荫。　

　　淡出西政　

　　有一位“粉丝”称，龙教授人生中有几个“漂亮转身”———从一个有前途的大校军官转业为民，到高校教书，然后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学者，这是一个转身;从一名普通教授，未经任何学校内的阶梯，一跃成为大学校长，又是一个转身。几年后，一直受学生、教师拥戴的龙校长义无反顾地辞官而去，回任专职教授，这一次转身立即引起一片哗然，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对此他只是笑笑，然后操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说，“莫得啥子，莫得啥子，值不得说。”　

　　2008年初，龙宗智依当初调出四川大学时的约定而回到四川大学。目前，他在西政还有一系列兼职，经常会回去，也努力再为西政做一些事。即便这样，他仍对西政怀有一份歉意，“虽然上任时我向上级承诺过干好一届，只干一届，但毕竟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好意思。”　

　　回归学者，龙宗智如鱼得水。法院改革、检察改革，刑诉制度改革，但凡重要的学术会议，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他又多承担了一些兼职工作。他那些将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有很强针对性与实践指导性的文章，被不少司法工作者认为是探寻理论的“葵花宝典”。他所撰写的《检察制度教程》，是全国高级检察官培训指定教材。前不久他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上发表的《取证主体合法性若干问题研究》、《书面证言及其适用》等，很快就被最高检的“反贪工作指导”、“渎职犯罪侦查指导”、“公诉业务指导”等内部刊物转载。《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一书刚刚出版，这是他几年来呕心沥血的学术结晶。他是所在学科在《法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最多的学者。　

　　为了始终切身感触中国司法实践的脉动，龙宗智经常进行实践调研，还兼做一点法律实务工作，包括在仲裁委当仲裁员，给政府机关当法律顾问。“过去，我总说自己‘跳跃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现在年纪偏大，跳不动了，只能说‘来往于理论与实践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