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因法治而美人因理性而酷

　　对国家，对社会，对学子，“西政普京”的冷峻与热血 

　　■本刊记者　

　　龙宗智，1954年9月出生于四川成都。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本科，后返该校先后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有过漫长的军旅生涯，曾任军事检察院检察员、副检察长、检察长，大校军衔。1998年底（从部队转业后）被特聘为四川大学教授，法学研究所所长。 

　　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等。行政职务为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目前高校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具有政治与管理上的积极功效，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政治框架与法律框架不够协调；党委与行政分工与权责不够清晰；主要领导人员职责与职权行使方式不太明确等。其危害一是可能制造矛盾，形成内耗，损害事业;二是导致人治化倾向，妨碍高校的持续发展。” 

　　“正厅级校长”的生日晚会　

　　来到重庆歌乐山麓的西南政法大学，在校门外的报亭看到当天的报纸上一个醒目的标题：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令我立刻回想起第一次见龙宗智的情景。 

　　此前，为了联系采访西南政法大学龙校长，竟然闯进了他的生日晚会。那是一个周末，在成都。龙宗智兼职四川大学博导，家住成都。如果抽得出身的话，周末就是他与妻女团聚的日子，同时也是他指导学生的日子。 

　　出席生日晚会的大多是他前前后后的学生。二十多个年轻人中，除一两位硕士以外，都是博士，其中有法官、检察官、律师、大学教师，来自全国各地。 

　　一个正厅级干部的生日晚会是什么样？一个正厅级的大学校长的生日晚会又是什么样？应该是场面气派，冠盖如云，热闹非凡的吧，在去的路上，我想。 

　　现场的情况跟我的“成见”不一样。我看到的是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他们年轻得还没有来得及发福。他们多少已经是有头有脸的法律专业人才。他们对校长执礼恭敬，但场面上没有官场的惯常礼数，气氛显得随和而轻松。 

　　校长带了夫人和女儿出席，给晚会增加了家庭气氛。晚会开始，龙校长站起来，他面容清矍，身板挺直，儒雅风度中透着一股军人气质。据说川大曾经有一个本科班宿舍的女生，联名给他写了一张明信片，称：“你是我们的偶像”。后来他作为校长入主母校，被学生称为“西政的普金”，喻其冷峻形象和干练作风。不过，他本人认为大学里不需要普金式的铁碗人物，而是善于协调和沟通的带头人。 

　　在简短的致辞中，龙校长感慨岁月，同时概括了他的学术。他说，圣人言四十不惑，我是五十仍然常有疑惑。作为一个学者，我以理性为原则……自然，这样的致辞不会给现场带来活跃和欢笑，但令人联想到中国业已式微的杏坛传统。不过，也许龙校长真的太过严肃或者缺少游戏细胞，他至今仍是舞盲，尽管他上大学的那个时代跳交谊舞成风。 

　　一个个给校长祝了酒，三三两两开始谈起法律方面的事情来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在某法院刑庭工作的博士，跟校长提起了死刑问题。他说，每年有多少死刑从他手上过，然后可以推想，全国的死刑数目大致是多少，他认为，绝对应该实行更加严格的死刑核准程序，以控制死刑的适用，何况死刑终归是要废除的。龙宗智则介绍了一个全国性的讨论会上学者们关于死刑的意见。 

　　没有名烟名酒，没有杯盘狼藉，没有连篇废话，……生日晚会悄然变成了学术沙龙。 

　　从初中学历的军人到大学校长 

　　深藏在重庆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大学，其非凡的经历已经凝聚成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情结。文革期间，全国的政法院校都被废驰，出于一部分教师自觉而坚韧地抵制，它却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学校的基本资源没有流失，教师们在学校“等待机会”。这种 “悬空状态”持续到恢复高考。龙宗智解释这种凝聚力来自于他的前辈对法制的基本信念。 

　　当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时候，硕果仅存的西南政法学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以其资源完整成为全国惟一的政法类重点大学，后来甚至担当了为其它政法院校培训师资的角色。全国的政法学院中只有西南政法学院有78级，这一届的学生，有不少成了今日中国法律界的“牛人”。 

　　当西南政法学院恢复招生的时候，它未来的校长还是一位23岁的军人。这位敏感的青年生长在一个“夹着尾巴做人”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医生。他内心压抑，充满幻想。他的少年时代正逢文革如火如荼，“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喊“万岁”是整个社会的必修课。但是，当别的孩子在运动、串联的时候，他在旁观，没有人觉察这个孩子内心悄然滋生的怀疑与反叛。 

　　单调的军营生活刺激着这个年轻的士兵努力思考和学习。思想的风暴潜伏在他敏感丰富的内心。当班长，入党、“穿四个兜”，他走得一帆风顺。部队展现给他的前途应该是不错的，跟当时相当多的青年参加高考是为了改变命运不一样，他选择高考是为了追求知识。高考中，这位只上了两年初中的军人超过了重点大学分数线。他填报了西南政法学院，一位老师告诉过他，文科中“只有法律算是一个专业”。 

　　那时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渴求知识成为那一代青年的特征。接到入学通知的时候，龙宗智正在北京出差，当他从北京回四川的途中，那种从未有过的鼓舞，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成为青年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那也是一个文革的余温尚存的年代，旧的习惯思维还在束缚着人们。但是，那一代学子充满责任感，他们怀抱理想，他们憧憬未来，他们相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龙宗智来到西南政法学院的时候，老一辈教授正在争分夺秒地“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这位未来的校长在这里完成了最初的也是当时最好的法学教育。 

　　他从此与西政结下了不解之缘，本科毕业后，又回到母校完成硕士博士学位，直至入主母校。 

　　大学管理体制怎么了 

　　采访中，谈到学术与思想问题时，龙校长使用的高频词有两个，一是学者的理性，二是问题意识。他坚持做一个理性的学者，并“在问题意识下不断地追问”。 

　　做为一名法学家，龙宗智从来都不只固守于书斋，他一直“在理论与实践间跳跃”，参与公共事务。法学家比一般的学者更适合解析体制及其的运作，我们的大学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现实社会政治与行政体制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一个带着“问题意识”的学者，随时随地都会遇到“问题”。 

　　去年的SARS令全国措手不及，隔离，作为一种人身医疗性强制措施，成为全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缺乏健全而有效的规范。当时，作为一个学校的行政领导，龙校长面临着现实的压力。结合法理与实践体验，他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传染病防治中的制度对策，文章引起中央分管领导的注意，批给国务院法制办，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在修改传染病防治法的时候考虑。 

　　今年，他写了几篇“非专业性”的文章。其中《依法治校与高校领导体制的改革完善》一文抛开旧有的思维，按法人法治的要求来谈高校领导体制的改革，触及了高校管理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它提出，“目前高校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具有政治与管理上的积极功效，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政治框架与法律框架不够协调；党委与行政分工与权责不够清晰；主要领导人员职责与职权行使方式不太明确等。其危害一是可能制造矛盾，形成内耗，损害事业;二是导致人治化倾向，妨碍高校的持续发展。”文章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制度创新，建立事业法人治理结构，在保持党委制的同时实行校董会或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二是在现行体制内作局部性修补。如制定实施细则，构筑合理框架，协调配置人员等” 

　　把现实问题纳入法律框架下，用不离主流同时也不失深度的方式表达出来，是龙校长似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