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权衡下的美国检察官豁免权

　　在美国法庭上，嫌犯与检察官的“幕后交易”若被问及，检察官必须如实相告，否则的话，输了官司不说，自己也可能引火上身。联邦最高法院2009年宣判的范·德·坎普诉戈尔茨坦案(Van de Kamp v. Goldstein)，就与检察官在这类案件中的责任有关。 

　　A.盯着他，别撒谎 

　　依照美国法律，法庭证据分实体证据与弹劾证据。实体证据证明犯罪是否成立，如通过指纹、血液、DNA证明被告人是否到过现场。弹劾证据则负责弹劾证人的信用能力，动摇证词可信度。比如，检察官提出辩方证人曾有欺诈前科，目的就是为了让陪审团不相信他的证言。反之，被告律师若能证明控方证人与检察官私下有辩诉交易，也可令陪审团质疑证人举报动机。 

　　按照最高法院既往判例，案件起诉后，控方证人如果隐瞒弹劾证据，检察官是有义务制止的。在1935年的纳普诉伊利诺斯州案中，辩方律师问证人:“检察官答应对你从宽处理了吗?”证人撒谎说无此承诺，检察官也没有纠正证人的说法，最高法院后来便以违反正当程序为由推翻原判。 

　　与前面个案相比，坎普诉戈尔茨坦案的特殊之处，在于牵涉到地区检察官的管理责任。1980年，加州公民戈尔茨坦被控谋杀，检察官提交的主要证据，是在押犯爱德华·芬克提供的证词。芬克告诉陪审团，戈尔茨坦被捕后，曾与他被关押于同一监室。当夜，戈尔茨坦亲口承认杀了人。戈尔茨坦的律师问他:“你是否因举报本案被告而获取利益?”芬克当场予以否认。其实，芬克是在撒谎。在此之前，他以告发戈尔茨坦为条件，从检察官那里换得了减刑承诺。由于芬克的指认，戈尔茨坦最终被陪审团以谋杀罪定罪。 

　　1998年，蹲了多年大牢的戈尔茨坦偶然得知芬克与检察官曾有辩诉交易，立即向联邦法院提起申诉。联邦法院经过听证，证明戈尔茨坦申诉属实。联邦法官认为，如果检察官当年将弹劾信息告诉辩方律师，陪审团未必会判被告有罪，遂要求州法院直接放人。 

　　戈尔茨坦恢复自由后，将曾任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的坎普等人告上法庭，认为他们违反了检察官应告知被告律师弹劾信息的要求，尤其是坎普，身为洛杉矶县地区检察署主管，“未能充分尽到监督、培训与构建信息分享机制的职责”。 

　　坎普虽已离开检察官岗位，此时仍不得不硬着头皮应诉。不过，面对戈尔茨坦的指控，坎普并非没有底气，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法律后盾:检察官豁免权。 

　　B.两害之间取其轻 

　　美国的检察官权限很大，不仅可决定起诉、辩诉交易，还能指挥警察侦查办案，常被称为当地执法系统的首长。但是，检察官也是凡人，难免有取错证、抓错人的时候，为防止他们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法律允许检察官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与法官、陪审员、议员一样，享有绝对豁免权。立法者认为，纵使检察官犯错，也总比临事不决与无所作为好。1949年，美国“最伟大的法官”之一的勒尼德·汉德法官在一起判决中写道:“赋予检察官绝对豁免权，是在两害之间取其轻。到底是该容忍检察官犯错误，还是该让他们远离被报复的恐惧呢?我们总得作出选择。” 

　　1976年，最高法院通过艾姆布莱诉帕克曼案，明确了检察官绝对豁免权的范围。最高法院指出，“如果检察官随时担心莫名指控”，就会“削弱他们行使公共职责的能力”。但是，检察官行使刑事侦查与行政管理职权时，不享受豁免。 

　　C.行政管理也有技术含量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坎普提出，根据最高法院1976年的判决，自己享有绝对豁免权，请求联邦地区法院驳回戈尔茨坦的诉讼请求。然而，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却判坎普败诉。原来，戈尔茨坦及其律师也意识到了检察官绝对豁免权的存在，在起诉时，他们故意绕开了出庭检察官应当知道芬克作伪证，却未能出面纠正的失误，因为这一阶段的失误，仍属于“与刑事诉讼密切相关的行为”，受检察官绝对豁免权保护。 

　　戈尔茨坦揪住不放的，是坎普作为地区检察署首长，负有对下监督、培训不力的责任，他未能成功构建起一套举报、辩诉交易信息的分享、交流机制，导致负责出庭的检察官压根不知道事前有过辩诉交易。按照最高法院1976年的判决，检察官的这类“行政管理行为”，不受绝对豁免权的保护。联邦法官也赞同上述说法，认定坎普的失误属于“行政管理”范畴，而非“检控行为”，所以没有绝对豁免权。坎普上诉后，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倒霉的坎普只好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希望从大法官们那里讨回公道。 

　　2009年1月26日，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一致判决，推翻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定。布雷耶大法官代表全体大法官撰写了法院意见。布雷耶承认，坎普在管理地区检察署方面存在疏忽，但是，对地区检察署的“管理”，与普通的“行政管理”(如人事管理、薪水发放、定期体检)有很大不同。检察业务管理具有很强的技术性，需要法律专业知识与专业判断能力，如决定如何培训，如何监管，如何建立案件信息分享机制。既然如此，负责这类特殊“管理”的地区检察官，当然应当享有绝对豁免权。 

　　最高法院如此判决，相当于重新解释了艾姆布莱诉帕克曼案中“行政管理”的含义，至少将检察官对下属监督、培训及建立信息分享机制的职责剔出了“行政管理”之外。你可以说大法官们这回集体保守了，但反过来看，如果这次真要坎普等人承担赔偿责任，今后任何与“行政管理”沾边的案子，都可能令检察官吃官司，即使与管理没关系，当事人也可能牵强附会找出关系来。法院意见没有明说这一顾虑，但再次引用了汉德法官半个世纪前的那句感叹，我们是在“两害之间取其轻”啊!或许，这就是9位大法官们意见一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