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矛盾：对被害方释法说理要有针对性

　　对被害方的释法说理工作是指检察机关就被害人方提出的质疑、诉求，耐心、细致地向其进行有关法律规定的通俗化解释，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工作。　

　　■对被害方加强释法说理工作的必要性　

　　1.加强释法说理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对检察机关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有些被害方提出的诉求没有满足而又未得到司法机关的合理解释，成为其长期缠诉、闹访的重要原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检察机关在每一个环节中加强释法说理工作，把社会矛盾解决在每一个执法环节中。　

　　2.释法说理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检察机关工作的具体要求。“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检察工作要解决好为民执法的问题，必须认真考虑诉讼当事人的各种诉求，将执法办案与解决社会矛盾结合起来，使执法办案的过程成为释法说理、化解矛盾的过程。　

　　3.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被害方的抗诉申请权设置，决定检察机关必然要对被害方进行释法说理工作。刑诉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赋予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请求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权利。面对被害方的诉求如何解决并作出合情、合理的解答是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加强释法说理的具体做法及要求　

　　1.对被害方进行释法说理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承办案件的检察官首先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被害方考虑，体验其感受;其次要有耐心，了解其诉求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可以理解的、哪些是情绪极端化的表现，有针对性地做好被害方的思想工作。根据被害方的文化、年龄、人格心理等因素将被害方人群分为两类:　

　　(1)一类是被害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有一定的社会认知能力，往往是因案件与自方利益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冲突最为剧烈时多次向检察机关表达带有情绪化的诉求。对此类人的释法说理只要本着客观、公正原则，尊重对方，真诚地向其进行立法和司法的解释往往就能做通对方工作，而被害方过了情绪这道关，基本不会就各种诉求缠诉、闹访。　

　　(2)另一类被害人往往处在社会底层，自认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较常人多一些，对司法公正有一定质疑，并且伴随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释法说理工作不慎，极易导致其重复申诉和上访。接待这类人，必须通过接待人的耐心、细致工作，扭转其对司法机关的印象，通过对其心理疏导的一些技巧，例如控制谈话方向、合适的提问等，满足对方被司法机关尊重和重视的心理需求。　

　　2.针对具体个案，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通过释法说理可以适度地介入做好双方的和解工作，尝试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创新和解制度，消除已经激化的社会矛盾。检察机关对重大刑事案件介入调解必须通过证据审查和双方当事人接触，发现有和解可能的，再进一步做工作，例如对于因家庭矛盾引发的案件比较适宜提前介入调解。在调和矛盾过程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反应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如果只从息诉角度考虑，勉强让双方和解，最终可能无功而返。要通过审查起诉阶段的调解成功案例积累，逐渐建立检察机关调解的公信力，把信访工作关口真正前移。　

　　3.通过检察机关工作促进各方面的立法建设，为释法说理工作提供物质保障和理论支持。例如通过检察机关对被害人补偿的试点工作督促、加快刑事被害人补偿救助制度的立法，切实推进全社会对被害人的关注和救济途径。当被害方因犯罪行为使其生活陷于困顿时，检察机关再细致的释法说理也不如切实解决被害方的生活困难更有说服力。　

　　释法说理工作中还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要准确把握检察机关的定位转换，从原来只面对案件和司法程序中一个环节转变为倾听各方诉求并力求解决矛盾的中立的法律监督机关。二是对被害方的释法说理要做到有理——以法律为依据、有力——态度坚决，避免含混不清、应付了之。三是在接待被害方时，一定针对其诉求一一合理解释，的确不属于职能范围的，应向其指明表达诉求的相关部门和合法途径，避免一推了之。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