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秘诀在哪里？

　　一、制度的经纶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征,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作为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客观意志,制度可以防止“任意耕耨、纵意渔猎”的主观任性,是国泰民民安的顶梁柱,是惊涛骇浪的压舱石,是为公民赋权赋能的社会公器。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得益于儒家道统的制度根基。新中国成立后,以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为脊梁的国家制度建设与经济建设并举,使得中国人挺直了腰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法治为主线的制度建设更是为改革开放披荆斩棘铺平了道路。历史一再表明:四海升平、繁荣昌盛总是与开明的良制善治关联;而土崩瓦解、民不聊生则总是与礼崩乐坏、丛林法则相伴。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更加突出制度建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权重。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其逻辑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开辟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则更侧重“顶层制度设计”。这不仅因为,35年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奠定了制度基础,更是因为,面对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硬骨头”,需要更高的智慧来谋划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建章立制。

　　《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当今世界风云际会,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度和治理能力建设被摆到国家核心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是事所必至,理所当然。

　　二、令人出神的闪烁

　　四中全会《决定》,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文化根基,其最突出的亮点是两个:

　　一是,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13个显著优势,即:党的领导优势、人民主权优势、依法治国优势、凝心聚力优势、民族团结优势、经济多元优势、精神文化优势、民本福祉优势、拥变创新优势、选贤任能优势、党指挥枪优势、一国两制优势、积极外交优势。13个“显著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系统、全面、深刻地对东方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优势进行提炼,这是民族尊严、国家实力在扬眉吐气,是“中国之治”令人出神的光辉。这个总结发生在中美战略交锋的裉节,发生在西方制度解析解构的低迷时刻,绝非偶然。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只有经过这样理论总结和意识反思的淬炼,才能够真正地入脑入魂,形成民族的集体人格和意志。

　　数字13,在东方,意味着吉祥与高贵;在西方,则有完全相反的暗示。《决定》将“显著优势”总结为13个方面,将“坚持与完善”布局成13个部分,不但弘扬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与自信,而且传达出“任尔东南西北风”的弘毅定力。

　　二是,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而其核心在于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统揽全局、撒豆成兵,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在中国,党是最高的政治力量。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要义,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前提遵循。

　　“两个维护”是新时代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创造性运用,也是对中华治道精髓的浓缩提炼。自古“事不并锐、意不两隆”“一中为忠,二中为患”,尤其在临危克难、奋发有为的关键历史阶段,如果没有定于一尊的宸衷决断,容易陷入各自为政、手忙脚乱的阵仗。根据福山“国家合力、法治与责信”的治道三元论,中国是最早塑造出“国家合力”的民族,但福山不知道,这样“国家合力”的算法,从来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信念原点和精神中枢。

　　“两个维护”之魂是维护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总书记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首先要维护总书记核心地位。只有这样,党才能“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才能“东西南北中”地领导一切;才能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才能同人通志、众志成城,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三、动静互根的温养

　　《决定》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明确了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并作出了工作部署。

　　在13项“坚持和完善”中,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3项,属于根本制度,而行政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先进文化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外交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等10项制度,属于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范畴。13项“坚持和完善”与13项“显著优势”虽不完全对应,在具体内容上有重组分配,但前后呼应,相得益彰。

　　《决定》的13项“坚持和完善”,是在建国70年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对“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政治回答,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努力维度,是制度的势能与治理的动能“动静互根”的组合。这是人民的“定心丸”,是人民的敌人的“断魂散”。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下一步的关键,是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全面贯彻落实。

　　四、比特的涌力

　　总书记在决定说明中指出,在决定稿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建议提出,应更加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对此,笔者根据《决定》精神,结合当前实际,就数字技术对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形成了一些思考,提出来供批评指正:

　　人类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关键要素、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数据智能作为创新动能,正在重构社会分工与协作,数字化纵横捭阖,贯通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无远弗届。领悟数字技术革命,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熟谙数字创新转型的国家与缺乏该认知的国家之间,正在出现新的全球鸿沟。只有充分拥抱数字技术的国家,才能为其人民赢得更广阔的天地。

　　正如德国的一位部长所言,如果德国失去了关键的数字技术技能,德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因此严重受损,这会给德国的生活方式、国家在政治领域采取行动的能力和行动的空间带来重大影响,并最终波及德国国家机构的民主合法性。

　　人工智能的应用代表了自蒸汽机发明以来最大的突破性创新,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结合是硬趋势,他们将逐渐进入所有产业的核心,并平等地延伸到所有私人和公共的空间和领域。基于比特代码的社会改革正在发生。

　　数字技术不仅仅只是对既有经济和社会的改良,它在推动发生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重大创新,日常生活、社会生产、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都在实现微粒化的解构与智能化的重组。脸书的Libra数字原生货币计划,就在企划重塑全球金融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的潜力令人惊叹和敬畏,它不但在创造价值,而且在创造价值观。技术的颠覆式发展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带来治理、安全和伦理的焦虑,蓬勃的生产力正在孕育出更加复杂的生产关系。

　　我们的社会并未准备好应对由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其他数字技术而营造的全新世界。个体权利与社会包容,商业效率与权益公正,技术鸿沟与平等机会,政府监管与社会创新,个人隐私和公共价值,资源有限与可持续的未来….这些恒久命题,都需要在数字经济和微粒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全新的回应。

　　《决定》明确规定,“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同时还规定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内容,为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平台治理等数字智能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充分运用,提供了制度政策支持。

　　当前,世界数字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已经逐渐结晶出中美G2领跑的格局,并正从经济的竞争上升为法律制度、理论范畴、治理能力的竞争。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固然是路线和价值观的斗争,但表现的手段,则是通过技术和制度进行PK:美国在经贸、科技、金融、地缘政治等方面对中国的挑衅,无一例外都是以技术和法律制度作为武器;而其在国内苦练的“内功”,也是聚焦技术高地和制度洼地的打造。在下一阶段的中美战略竞争中,中国要形成“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冲击”能力,不但要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对冲美国的“长臂管辖”和其他域外法权的掣肘,而且要全面拥抱数字技术在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中所体现出的蓬勃涌力。这是更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杀手锏。

　　五、人类命运的大同

　　大同社会的理想,是中华民族政治想象力的杰作,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大同社会的时代表达。大同是《易经》大有卦和同人卦的结合:“大有”指柔得尊位、共同富裕;“同人”指同人通志、众志成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世界范围内同人通志的制度和治理努力。在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光荣时刻,我们要心存敬畏地牢记并警示西方:“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犹执热而不以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