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证明标准的维度考察

时间:2019-06-18 14:37:00作者:徐向春新闻来源:《人民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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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向春*

  [摘 要] 公诉居于刑事诉讼三阶段的中间环节,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公诉证明标准是公诉人开启审判程序必须达到的程度和要求,历来是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点。通过纵向与横向考察公诉证明标准可见,我国一元化的证明标准正式确立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与域外国家、地区相比,现行的公诉证明标准显然较高。在学界,针对公诉证明标准的争议较多,主要分为“同一说”“临近说”以及“降低说”三类,而对于当前究竟采用何种公诉证明标准,不可以盲目决断,需要结合检察官的业务水平、检察机关的司法资源、刑事案件错判率、诉讼制度等现实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公诉作为刑事诉讼三阶段的中间环节,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提起公诉作为公诉阶段终局性的标志,通常也意味着审判阶段的开启,处理得当,能够实现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成功衔接,贯彻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提高公诉案件的质量。在此过程中,公诉证明标准是指公诉人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及其他相关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须达到的程度和要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条的规定,我国采用的是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公诉证明标准与侦查终结、定罪量刑的标准基本无异,这也引发了不少学界争议。考察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的公诉证明标准,可获得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一、纵向维度: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沿革(略)

  二、横向维度:域外公诉证明标准的考证

  在域外,尤其是西方法治国家,以审判为中心这一诉讼理念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始终。因此,对于侦查、控诉两个审前阶段的划分并不明显。多数情况下,侦查终结与提起公诉混同,二者的证明标准具有同一性。在两大法系中,证明标准体系按照诉讼阶段的不同呈现塔状铺排,内心确信与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构罪与否的证明标准,处于“塔顶”的位置。提起公诉作为审前程序,其证明标准低于定罪标准。

  (一)我国台湾地区:足够的犯罪嫌疑

  在大陆,侦查活动、起诉活动作为两个独立的诉讼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诉讼目的和任务,诉讼主体及其所采取的诉讼行为亦有所差别。但在我国台湾地区,由于受欧洲大陆法系检警一体化影响较深,检察官作为整个侦查活动的主导者,有负责发起、开展以及终结侦查程序之职责。但检察机关只是侦查活动的主导机关,并非真正的实施机关,具体的侦查活动由相应的辅助机关来实施,比如司法警察、刑事警察、调查人员等。

  检察官通过告诉、告发、自首以及其他方式获悉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立即启动侦查程序。侦查程序一旦启动,除法定的情事外,不得半途停止,待案件事实、证据查证完毕,侦查任务基本完成,必须由检察官亲自进行终结。我国台湾地区不同阶段证明标准是通过设置逐渐增高的犯罪嫌疑表现出来的,比如侦查程序的开启需要简单的开始怀疑,羁押需要重大的犯罪嫌疑,侦查终结后提起公诉需要足够的犯罪嫌疑,作出有罪判决需要毫无合理怀疑。⑦因此,在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实践中,提起公诉需要符合“足够之犯罪嫌疑”这一标准。“足够”表达出侦查人员应通过所收集的证据,在心理上能够一定程度地说服自己,使自己在内心认可犯罪事实由犯罪嫌疑人所为。“嫌疑”是审前阶段中一种规范、人道的表述,体现了无罪推定的原则。

  (二)日本:确实的犯罪嫌疑

  在日本,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及司法警察人员均享有侦查权,侦查活动由检察官指挥完成,而这一指挥在日本是通过检察官制定相关规则(含奖惩、罢免等措施)约束司法警察人员的方式实现。日本的司法警察人员数量、设备等远超检察人员,因此,大部分刑事案件由司法警察人员侦查,检察官主要对小部分案件开展侦查,比如一些复杂、疑难的案件。侦查活动开始于侦查人员“认为存在犯罪”,经过证据的收集、警察之间协作询问犯罪嫌疑人、必要的拘留等一系列侦查手段后,侦查人员认为“犯罪构成事实以及情节事实大致澄清”的,应当终结侦查活动,并将案件移送检察官。⑧

  相比较侦查终结,公诉证明标准必须具备更高的要求,即同时满足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消极要件主要涉及案件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如身份特殊、犯罪轻微、刑罚被废、已过追诉时效等,这是追究刑事责任的一项必备要件,在此不作置评。积极要件是指检察官提起公诉需要达到的标准,即被告人具有“确实的犯罪嫌疑”,检察官将其理解为“是否存在根据确凿的证据获得有罪判决的可能性”。⑨和侦查终结“大致澄清”的证明标准相比较,“确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反映出在该时间节点上,检察官依照目前已收集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相关的案件事实,并且这些案件事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认定已经达到“确实”的程度。然而,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相比较,“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逆向排除”的论证进路,“确实的犯罪嫌疑”更像是“正面列举”的证明方式,前者证成的难度比后者更大。因此,日本实行的是梯度化证明标准,即根据诉讼阶段的推进,证明标准逐渐增高。

  (三)德国:足够的事实证据、足够的犯罪嫌疑

  德国的侦查职能由警察机关、检察机关共同履行。在实施具体侦查行为时,也由检察人员指挥、调配警察收集犯罪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原则上,无论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如何,即便是从报纸或者新闻报道上发现,侦查机关在获悉后都有义务发起侦查程序。但侦查人员仅是发起侦查程序,是否能够达到启动侦查程序这一效果,需要有简单的初期怀疑,应当具备充分的事实证据。⑩侦查人员根据以往刑事侦查经验,在结合所拥有的一定证据之上,令自己主观上有初期怀疑就可以展开侦查工作。德国作为检警一体化的典型代表,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当然等同于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即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所规定的“有足够的事实证据”和“根据侦查结果认为被追诉人有足够的犯罪行为嫌疑”。11

  具体而言,德国刑事案件提起公诉的两个具体标准,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司法原理。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提起公诉须满足两个“足够”,这是对“质”与“量”的双重要求,既为检察机关追诉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设置了一定程度的门槛,也为控辩对抗、诉讼程序的中止及其终结提供了更大的余地。

  (四)美国:相当理由

  司法审查原则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司法准则,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占据重要位置,其具体表现为“预审法官”制度。在整个侦查阶段,主要分为取证和预审两个单元。取证由司法警察负责,在此过程中,当知晓犯罪行为的被害人、治安警察等相关人员提出控告后,为及时将犯罪嫌疑人处于可控的范围,避免因诉讼拖延导致重要证据人为性毁灭,通常需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传讯、拘传、逮捕等措施。取证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贯彻非法证据排除、毒树之果、无害错误等原则,否则,即便证明力再高的证据,也会因为证据资格缺陷排除在可供采纳的证据序列之内。同时,司法警察也需要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或者内部的纪律处分等制裁。

  在司法警察收集到足够证据后,取证程序终结,顺承进行预审程序。预审程序由预审法官或者治安法官负责完成,法官通过一系列审查活动,从而查明对被告人的指控是否达到“相当理由”这一程度,如果没有,指控就会被驳回。12预审结束后,如果法官认为已经具备“相当理由”的心证,诉讼进程就会进入审判这一中心阶段,案件随之被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因此,“相当理由”作为刑事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明要求,也是贯穿于整个审前阶段的证明标准,其决定着案件是否能够成功与审判阶段相衔接。

  三、公诉证明标准的考量因素

  (一)学界关于公诉证明标准的不同观点

  宏观而言,刑事证明标准可以分为一元化与梯度化两类,在此基础上,学界主要形成了“同一说”“临近说”以及“降低说”三种观点。

  其一,“同一说”。“同一说”赞同目前的刑事诉讼三阶段证明标准同一的做法,认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当与法院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相同,不应试图改变我国一元化证明标准的现状,目前大多数学者均持此观点。13其二,“临近说”。“临近说”是一种折中的观点,不反对我国目前较高的公诉证明标准,但这并不代表全然支持的态度,而是进行有限度的“改造”,使公诉证明标准临近法官有罪裁判的标准。14其三,“降低说”。“降低说”反对目前公诉证明标准等同定罪标准的做法,认为这种标准预设过高,给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带来过大的办案“压力”,其实践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应当确立梯度化的证明标准。15

  (二)采用何种公诉证明标准的考量因素

  客观来说,公诉证明标准作为司法实践的产物,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前述,在正式确立一元化证明标准之前,我国实行梯度化证明标准的事实也可以证成。笔者认为,一元化与梯度化的公诉证明标准何者优先,应当取决于相关考量因素。

  一是检察官的业务水平。比较而言,当采用梯度化的证明标准时,诉讼阶段之间的衔接将更为简易,但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明显较高,即便先前阶段收集的证据已经完全符合相应的证明标准,也会因为在审判阶段证据不足以达到证明标准,进而导致前期诉讼资源的浪费,甚至使无罪的公民受到追诉。这就需要检察官具备足够的业务水平,能够根据仅有的证据辨识被追诉人是否确实构罪。

  二是检察机关的司法资源。当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低于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时,进入公诉阶段的案件量将有所增多,对于检察机关人财物等司法资源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如果检察机关没有足够的司法资源,甚至在一元化证明标准的背景下仍存在人案矛盾,也就不适宜采用梯度化的证明标准。

  三是刑事案件的错判率。公平正义是司法活动得以推进的动力与目标,但从近年来相继平反的冤错案件中可以看出,我国的确存在一些错误裁判的案件。当各阶段采用一元化的证明标准时,能够尽可能地保证案件质量,提高案件裁判的正确率;反之,如果刑事案件的错判率较低,可以尝试梯度化的证明标准。

  四是诉讼制度的健全程度。通过考察域外国家、地区的刑事诉讼实践,发现其能够在梯度化证明标准的前提下降低案件的错判率,关键在于具有相对健全的诉讼制度,如沉默权制度、值班律师制度、无罪推定原则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同理,这也是我国采用何种公诉证明标准时需要考量的因素。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厅长。

  ⑦参见林钰雄著:《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⑧⑨参见[日]松尾浩也著:《日本刑事诉讼法》(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第160-161页。

  ⑩参见[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

  11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宗玉琨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页。

  12参见[美]罗纳尔多·V·戴尔卡门:《美国刑事诉讼法》,张鸿巍、赵若辉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13参见龙宗智:《再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载《人民检察》2002年第3期

  14参见莫玮、孙康:《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1期。

  15参见陈卫东、刘计划:《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王超、姚晓东:《我国刑事起诉标准的模式选择》,载《时代法学》2009年第5期。

  (摘自《人民检察》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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