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宪法实施以来基本权利理论与实践发展之路

时间:2012-11-28 09:50:00作者:秦前红新闻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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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恰逢八二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我们确有必要认真回顾和全面检视八二宪法的发展历程,其中特别是有关基本权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问题。  

  基本权利观念和基本权利制度从历史的起源上看,确实是发端于西方的舶来品。在一百多年前中华民族被历史的洪流逼迫着打开国门之时,基本权利的观念也随着民主、科学、共和等思想传入中国。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基本权利的观念被融入到了更为宏大的救亡图存事业之中。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以“民族、民权、民生”来概括中国人历史性的权利诉求。当时国人普遍认为,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要求必须让位于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尊严,非有国家之强大,不足以享受个人之权利。  

  随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并建立新中国,中国人第一次有机会把握自己的命运,并且有机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去平等地追求自己的权利。这个时候,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与我们所期望的各项基本权利之间的客观差距,也充分认识到国家在帮助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权利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基本权利观念的发展集中体现为全国人民对于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方位支持,国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对全社会全面负责的“保姆”。但是,“文革”当中,国人的基本权利所遭遇的蹂躏和践踏却是极为惨痛的教训。这段历史告诉我们,那种将个人的基本权利完全依附于国家的观念是偏颇的、也是危险的,必须合理地处理并权衡国家、个人和集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缺乏对个体尊严的基本尊重,缺乏对个体间差异的必要包容的社会里,任何对权利的承诺都可能变为一纸空文。  

  1982年,宪法全面修改的完成,既是主持宪法修改者痛定思痛的教训提炼,又是中国人的基本权利观念的一次飞跃。八二宪法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把规定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章节设置在规定国家机构的章节之前。这看似简单的文本调整,实质上反映了我们对于公民与国家关系的新认识。那就是:国家或政府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存在、而服务,都必须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要求,它体现为对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尊重和法律上的承认,体现为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以八二宪法的颁布实施为标志,基本权利的观念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且从此与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不可分离。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作为第33条(这是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第1条)第3款,更体现了基本权利理论不断发展的生命力与强大的包容性。人权从过去唯恐避之不及的“敏感”词汇,变成了宪法对于全体公民的庄严承诺和对于一切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有力约束,说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尤其是执政者——完全具有从善如流的智慧与勇气,能够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吸纳和利用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来助力于我们自己的民主法治建设,服务于每一个公民!  

  过去30年以来,基本权利的发展呈现出理论上的繁荣与实践上的活跃。一方面,在八二宪法的引领下,基本权利的观念逐渐被系统化地梳理出来,并结合哲学的、政治学的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思想资源,打造出了更为精确的、严谨的法律理论。另一方面,在基本权利的法律理论的指导下,同时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基本权利在实践领域也取得了不断的进步,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权利保护与保障机制。具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不断的理论超越。人权入宪意味着摒弃了对于基本权利的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对待,承认了基本权利在规范性、现实性之外还有超验性,承认了宪法文本对公民基本权利列举的非穷尽性。过去我们在强调基本权利与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距离的时候,过度放大了客观条件的制约性与依赖性,有的甚至异化为对政府不作为的辩解之词。但现在我们认识到,基本权利在宪法和法律上获得承认与实现这些权利的过程中会遭遇的挑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基本权利,从本质上看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必不可少的权利。例如免于刑讯逼供的权利,就是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任何关联的权利,但是缺少这项权利的保障,司法公正和人的尊严就无从谈起。正是基于理论的升华,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在内的法律制定与修改才体现出更多的权利关怀。  

  第二,对人类共有智慧的开放态度。过去我们在借鉴权利保护的国际经验的时候,曾过度强调权利的具体性、区域性、局部性,而没有认识到某些权利保护规律和原则的普遍性。毫无疑问,中国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极大,导致不同阶层、不同代际、不同利益群体的人对基本权利的理解有所不同,对国家保护与促进基本权利的方式有不同的期待。这是正常的,也是每一个国家都会碰到的情况。而且由于资讯发达导致的权利观念的立体性铺陈,使得中国必须共时态地直面西方社会用了几百年渐进累积的权利主张和权利问题,以及这种权利观念与社会环境发展不同步造成的空前巨大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在消解此种压力时,过度强调国情的特殊性而遮蔽了自己的眼睛,那就会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近些年来,我们对平等权、表达自由权、社会保障权、环境权、政治参与权等等人类社会所共有共享的观念已经有了更为开放、从容、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既不盲目地生搬硬套外国的条文规定或制度设计,也不囿于体制的弊端而畏首畏尾。例如,现在很常见的听证程序就是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我国宪法第41条、第35条相关规定的成功方式,这对于提升公民政治参与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注重宪法文本与社会现实的协调性,采取部分修改这样一种稳妥的宪法变迁方式来回应社会的基本权利需求。既维护宪法的稳定性、权威性,又保证宪法的适应性。1999年宪法修正案加强了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保护,2004年宪法修正案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为“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并且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首要义务主体明确为国家。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宪法教育、法制宣传与学习,普及公民的权利观念,提高干部重视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意识。  

  第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完善基本权利的理论与实践。基本权利是整个法律体系的价值核心,但不能仅仅停留在价值的宣示上。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过程就是一个将各项基本权利在各个层面予以系统化、精细化地表达与确立的过程。基本权利的体系既体现于宪法中的明文规定,也体现于其他部门法当中的具体化与制度化;既包含立法上的文本构建,也包含执法上的阐释与把握,更少不了司法上的个案推动。基本权利不是高高在上或者虚无缥缈之物,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伸张、可保障的。宪法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基本权利恰恰就是构筑这一理想生活方式的基本材料。可以说,过去30年当中,基本权利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检验这一工作是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标准之一。  

  回首来时路,基本权利在我国的发展与进步殊为不易。但专门性的宪法实施保障机构的缺乏,宪法解释制度的未被激活,急剧的社会转型导致的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等,这些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公民基本权利的未来发展之路依然光明而曲折。  

  (作者为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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