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丹救妻背后的冷思考

　　为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做透析,吃低保的41岁北京男子廖丹私刻医院公章,四年骗取北京医院透析费17.2万余元,最后事情败露,面临3-10年的刑罚。廖丹为救妻子以身试法的举动,争议颇多。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理由充分的刑事案件,毕竟廖丹涉嫌诈骗罪一案中,医院的财产权被严重侵犯。还有人认为,从财务角度看,用假收费单骗医院四年,不太可能,财务每月、每年都会对账,除非医院本身就是一本糊涂账,否则断无拖四年之久的道理。

　　之前同样有一个凄美的“小熊牵着大熊走”的爱情故事,患有恶性肿瘤的青年“大熊”即使参加了北京医保,按规定也不能享受放疗化疗的报销,他的女朋友同样也不离不弃守候。而廖丹虽是北京人,可妻子却不满足“结婚满十年、年满45周岁”的规定,没有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人的医保待遇。

　　也有人说,廖丹妻子可以回河北老家参加“新农合”。但血液透析并非高难度手术,就医的当地医院一般不会轻易开出转院证明,只有在当地治疗才容易报销。考虑到妻子的身体,以及上学的孩子要照顾,两地奔波显然非常劳累,廖丹自己身体也有病,于是选择了放弃这个合法救助妻子的渠道。

　　由于我国经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大量流动人口在异地工作,如果他们患了病,却并未完全丧失劳动力,那么在原本工作的地方接受治疗,既对他们有利,也可减轻家人、社会的负担。户籍性、地域性医保,以及支出和使用分离造成的异地监督困难,使这个本是社会、个人双赢的方法一直不能落实。

　　廖丹一家的个案当然值得同情,但除上述内容外,报道中也提到,廖丹夫妻曾经想申请“新农合”,但“后来觉得太麻烦,就没再申请过”。据报道来看,廖丹一家似乎的确无法承担这个麻烦,只有选择放弃合法的医保保障。和这种行为类似的是,一些人健康的时候,会觉得申请新农合或者缴纳医保不划算,没必要,所以减少、避免医保支出。但是,却在大病袭来之时立即陷入绝望的境地,求助于社会。由此,引出更为抽象,也更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行全民医保,最重要的社会共识是什么?

　　所有的不幸都是相似的。全民医保牵涉到自由、福利、公正、公民自我选择的消极自由,这些诸多令人困惑甚至相互矛盾的概念,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极大的困扰,连美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也绕不过去。

　　美国是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西方发达国家,大约4600万人没有医保,这些缺少保险的低收入者就医之后,费用实质上是均摊到其他人的保险费用或医疗费用中;同时,面对这些人的道德风险行为,保险公司自然是提高保费。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导致财政支出中医疗费用居高不下、保险费用也一再上升。

　　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改革方案正是针对这个情况。此次历经波折、争议不断的奥巴马医疗保险改革法案的最核心内容其实十分简单,即“强制医保”。根据“强制医保”的规定,要求绝大多数美国公民必须购买医疗保险,否则将被处以罚款。该措施旨在吸纳更多民众,特别是健康人群投保,降低保险公司整体的赔付比例,从而降低保费。有了这一条,政府即可有限度要求保险公司的服务由商业化转为福利化,即不能拒绝投保者购买保险,也不能以既往病史为由收取高额保费。

　　构想很美丽,现实很残酷,由于美国宪法的列举性权力原则,政府并无强制国民购买保险的权力。一部分美国人相信他们有决定是否购买医疗保险的自由,并有自己承担风险的权力,所以,“看上去很美”的奥巴马医改在美国民众中引起了强烈争议。反对者认为,强制医保条款超越了宪法赋予国会的经济权力范围,违反宪法,侵犯个人自由。但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没有医保的贫困者仍需要由国家来承担,这必然会产生道德风险。

　　所以,我们讨论如何实现全民强制医保,制度设计、技术细节都是其次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当拒绝全民强制医保的人患病之后,我们的社会如何面对?是遵循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者不得食,还是采取社会救助和慈善救助?而后者真达到了制度化,覆盖面极大的时候,就必然造成道德风险,这将消解全民强制医保的全部努力。最终,将由勤勉者为取巧者承担医疗费用。当然,依照现在的情况,后者实际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廖丹幸运地得到媒体关注,获得善心人士的捐款,而大多数没有医保的人仍然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挣扎。

　　但媒体需要做的则是,理性冷静地告诉国民医疗保险中的真实一面,从而促进人们参保,而不是仅仅用煽情代替理性思考,变相地鼓励道德风险行为。用“杀人者,父亲”、“救人者,丈夫”等感性词语代替理性说理的行为,最终在整体上导致的结局并不美好,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甚至就是今日状况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