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贵族·法律人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中，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士。他们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奉行“内圣外王”之道，内心致力于修身养性，入世则潜心于实现道德君子的天下理想。正是他们，在上千年的皇权专制统治中，一面维系着皇权之正统，一面又发挥着重要的制衡作用。 

　　中国自汉代将儒家思想引为正统后，儒士们得以大规模进入统治阶层，逐渐建立起“士人政府”。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诸多能人贤相，多是深受儒家影响的饱学之士，他们借助于儒术的权威和进入政府获得的资源控制权，逐渐形成了一个精神和利益的共同体，并在社会中树立起难以撼动的治理权威。就连异族入主中原，也不得不借助于“读书人”的力量实现秩序重构。 

　　“学而优则仕”，这些儒士一方面通过对“三纲五常”以及皇权体制的捍卫获取合法性，同时又有自己独立的理想价值和政治目标。他们把儒家的道德理想植入皇权体内，为皇权制的治理架构注入了理性基因，安排了一种自我矫正机制。这正是封建王朝实现自我更新和延续的一大奥秘，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但这种文士治天下的格局则一直延续到清末。 

　　英国历史上也有这么一支力量，那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特有的采邑制等级和诺曼人带来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尊卑贵贱，造就了英国极不平等的贵族统治架构。现在看来，这种贵族统治有着违背法治精神的根本性缺陷，但在当时，也形成了一种上层的优雅政体，并在随后抵制独裁专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贵族统治的维系，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一种崇尚荣誉、秩序与权威的贵族精神的形成。 

　　从穿着服饰、语言文字到价值观念、政治诉求，这些规范严格、举止优雅的贵族形成了一种“血而优则仕”的共同体，一定程度上对专制政治构成了有效制约。因为在荣誉与秩序的背后，法律的权威最后取代了世俗权威而成为最终的决定力量。在英国，普通法就一直是历代贵族用来制约王权的工具，并逐渐演变为维护人民权利的坚强壁垒。尤其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贵族同市民阶级的联盟，终结了古老的王权专制，使英国最终迈上宪政道路。在英国宪政史的叙述中，就有所谓“绅士宪政主义”之说。 

　　曾受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则以法律人治理著称。所谓“讼而优则仕”——在美国，能进入法学院学习的都是精英之辈，虽然他们广被误认为是“唯利是图”的家伙，但美国宪政制度的运转却正是靠这些“唯利是图”的法律人。 

　　通过严格的法律教育，法律精神渗透在美国精英的心智中，让他们学会了政治妥协，比较完整地掌握了治国的技艺理性，并成为社会统治的执牛耳者。在美国制宪会议代表中，律师及接受过法律教育的比例极高，很难想象，如果当初这些“国父们”全非懂得妥协的法律人，其宪法的通过又该是怎样一番景象?而自美国独立以来的44任总统中，就有27位有法律背景。现任总统奥巴马就是律师出身，其内阁里有40%的成员都拥有法律教育背景。 

　　法律人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有些类似于英国的“贵族”，他们不仅具有共同的规则信条，而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共同体，“覆盖整个社会，渗透到构成它的所有阶层，它在不知不觉中围绕着整个国家运作”。对于这种法律人治国的现象，托克维尔在考察后给予了着重关注，他发现美国人“托付给法律职业群体的权威，及这些个人在政府中所发挥的影响，是现有的最为有力的抵制多数之暴虐的保障机制”。如今，这群法律人基本上已经将人类的宪政理想付诸实施。 

　　从中国、英国到美国，无论是士、贵族还是法律人，他们或许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的缺点，但由于都是当时社会的知识精英，有着共同的教育背景、思想信仰和入世情怀，都形成了具有公共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共同体，因而在寻求对统治权力的理性制约上，在追求“善”的道德秩序、精神秩序和文化秩序上，都发挥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