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让日本沉没的中国女人”——王选

　　 

　　　　谈及衡阳保卫战幸存的抗战老兵,王选的表情蓦然变得严肃。 

　　　

　　6月14日,老兵杨光荣(右)和卢庆贻(左)在衡阳抗战纪念碑前肃穆地行了一个军礼。 

 

　　杨光荣站在当年浴血战斗过的地方,他曾带领士兵收复的西禅寺如今只剩下这一株大树。

　　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讯(文 记者 李婷婷 甄荣 实习生 王安琪 通讯员 蒋素娟/图 记者 范远志)王选,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1995年放弃在日执教生涯和优厚待遇,走上对日诉讼索赔之路,至今坚持了17年。此间,她发现1944年6月的衡阳保卫战中,日军同样使用了毒气战。此战的惨烈令她震惊,这几年,她收集大量资料,并整理成图书《1944,衡阳会战亲历记》,于2012年6月出版。 

　　2012年6月12日到14日,王选与本报记者一起陪同杨光荣等几位幸存的抗战老兵回湘看望战友,并重返衡阳战场。6月12日,王选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1、要关注自己的同胞,关注社会中的受害者,要把历史整理出来 

　　都市周末:整理写作《1944,衡阳会战亲历记》的由起是什么? 

　　王选:1997年,我随英国BBC科学特集栏目制作一部有关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纪录片,第一次了解到了衡阳会战中霍乱的情况。2007年,朋友向我推荐了衡阳会战中国守军第10军预备10师蒋鸿熙先生的会战亲历回忆录《血泪忆衡阳》,委托我做一个英语版。几经周折,我联系上蒋鸿熙的外孙卢华磊,他一边读新闻专业,一边打工,一边随我收集、整理衡阳会战的资料,编辑出版了这本书。 

　　都市周末:你是从什么时候介入对日索赔的?最初的动机是什么?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选:我是受害者的家属,我们家乡是细菌战的受害地。从小,父亲就给我们讲日军的凶暴,也讲到日军在崇山投放鼠疫、村子里死了很多人的事情,其中有他唯一的兄弟,当年13岁。后来我去日本留学,我们村里的人要去日本打官司,我了解以后就开始跟日本的和平运动一起搞调查,支持家乡的受害者进行诉讼。从家乡开始又到其他细菌战受害地进行调查,就一直做到现在。 

　　刚开始我情感上比较冲动,但现在我是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目前社会怎样动员组织民间力量,怎样推动民间索赔,还是很不够。老是停留在讨论上,不如做一些能够帮助受害者的事情。但真正做事情时没有人,真的是很困难。其实所有中国人在他的周围、他的家乡、他周围的人群里都可以了解到这个历史。首先要关注自己的同胞、关注社会中的受害者。所以,要把历史整理出来,留给后人,这非常重要。 

　　另外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一定是要有社会支持的。在日本的受众需要社会上组织人力、物力,来研究或者是支持他。另外还要有途径,比如司法途径、外交途径、红十字会、NGO等等,要通过其他途径让受害者有更多在日本法庭打官司之外的途径。现在他们感觉除了在日本打官司,其他途径就没有了。 

　　2、年轻人要有历史感,要有精神价值追求,要有清醒的头脑 

　　都市周末:很多中国年轻人对于那一段历史不太了解,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王选:对整个历史他们了解多少?我想告诉他们一点,人类是有记忆的,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因为有记忆就产生文化,文化有延续,会不断地发展。你对这个世界了解多少,这跟我们对历史的了解有关系。有人讲过一句话,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 

　　年轻人要有历史感,要有精神价值追求,要有清醒的头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来的,什么叫中国人,我们的近代史是怎么样的。 

　　都市周末:日本普通民众现在对这段历史了解得多么?他们是什么态度? 

　　王选:日本的民意变化比较大。比如1995年开始搞调查时,日本和平运动处于高潮,到了1997年我们起诉时,每一次开集会,日本能够有数百人来参加,支持民间索赔的虽然是少数人,但在社会上也有相当影响。现在就变成熊猫一样的稀有动物了。这里面有种种原因,有日本社会自身的原因。 

　　3、做诉讼和走路去井冈山一样,我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路,只顾闷头赶路 

　　都市周末:台湾的高金素梅(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民意代表),一直主张当局必须真正关注少数民族的权益。但她曾经是琼瑶女星,像所有女人一样,爱美,还经营过婚纱事业。年少时你是什么样子的? 你曾期待什么样的生活呢? 

　　王选: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书,喜欢李清照,但不是她的“人比黄花瘦”,而是“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既有身为女性细腻、敏感的一面,又有一种苍劲的力量,我觉得只有这样,一个女人才是完整的。 

　　父亲的性格对我影响也很大。他是个深沉寡言的人,生活非常朴素,仅有两件衬衣,还分不清。他吃饭从来只吃七分饱,简直有点像清教徒。我也有点遗传父亲的性格,对轻飘飘的东西不感兴趣,骨子里是个很沉重的人。 

　　我从小就是个很执着的人。14岁的时候,我和班里6个女生从上海出发,背着行囊,走路去井冈山。走了多久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是雨雪中翻山越岭。当时我是我们班年龄最小、又是长得最矮小的一个。爬山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要倒下了,或者就累得睡着了。我就什么都不想,也不往上看还有多少路,也不往下看已经有多高,就是埋头一步步地走,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就走到了。我现在做诉讼也一样,我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路,只顾闷头赶路。 

　　人物链接 

　　王选: 

　　1952年生于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毕业于杭州大学,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5年开始从事日军侵华战争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工作,成为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2002年底,被多家国内媒体及读者评为“年度人物”,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 

　　采访手记 

　　6月12日的长沙异常闷热。一早从上海飞来长沙的王选,陪同杨光荣去看望彭氏兄弟后,回到酒店接受采访。 

　　这个被称为可以让“日本沉没”的女人,随意,健谈,语气肯定,措辞犀利。她说她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鲁迅,尤其喜欢鲁迅的杂文,“他的文章是手术刀,一刀见血”;最喜欢的日本作家是村上春树,“他的文字特别干净,也特别安静,像日本的城市和人。” 

　　她的桌上放着新出的《1944,衡阳会战亲历记》,还有《战略与历次战役》、《日中战争の军事的展开》,书里贴了很多彩色小纸片,做满标记,还夹着一张剪报——《完整基因测序数据显示:黑死病是现代所有传染病鼻祖》。17年来,对日诉讼索赔成为这个女人的生活重点,为后人整理历史,是支撑她艰难走下去的信念。 

　　谈到同样作为女性、想用文字还原一段历史真相的作家龙应台时,我说到她和儿子的关系,王选突然沉默了一下:“我没有孩子……不是很想要。” 

　　这是整个谈话过程中,她唯一流露出些许脆弱的时刻。

 　声音 

　　■我们是一群中国的老百姓,“位卑不敢忘忧国”,细菌战诉讼和调查是我们和日本人民、国际人士团结在一起,为受难同胞和祖国的尊严尽的微力。 

　　■我一直会做下去。如果日军细菌战的战争犯罪不受到应有的惩罚的话,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永远的耻辱。首先中国人应该做,中国人如果不做的话,会给我们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耻辱。 

　　■我站在你们面前,既不代表中国人,也不代表日本人,我是代表一个人站在你们面前的。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最罪恶的一次犯罪,日本政府应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并积极调查事实真相 

　　历史的伤口,依然隐隐作痛 

　　68年后,衡阳抗战老兵重返烽火战场 

　　“2012年6月13日,与你们共同守卫衡阳的幸存战友,谨以薄酒鲜花之仪致祭于诸亡友灵前……我等当年均属青年,残留至今,鬓发皆白,垂垂老矣!……敬爱的为守衡阳而献身的战友们!你们安息吧!永远地安息吧!” 

　　在衡阳保卫战68周年之际,两位衡阳抗战老兵杨光荣和卢庆贻一同重返当年战场,祭奠战友。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央视《我的抗战》栏目组、湖南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及本报记者,共同帮助他们实现了多年的心愿。 

　　重返战场 

　　西禅寺前,还剩下一棵大树见证当年的刺刀战 

　　68年后,杨光荣第一次回到当年的战场,衡阳。当年25岁的青年,今天已是93岁的老人。 

　　他特别要去的地方,叫西禅寺。68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生死之夜,一直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一生难忘。 

　　14日下午5点,两位老兵在众人陪同下来到西禅寺所在的蒸湘南路,当年西禅寺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了。当地研究衡阳会战多年的九三学社退休干部萧培,指着蒸湘南路2号前一棵有200多年的大樟树告诉杨光荣:“当年西禅寺很大,从南往北有100多米长,寺里有很多房子和48棵这样的大树,可惜后来修建高楼,就只留下一棵了。” 

　　杨光荣走到这棵树下,默默地站了很久。他还记得当年战争的间隙,他就坐在西禅寺里的这样一棵大树下面,一个人默默地流泪,想念家乡,想念父母。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可以看到,1944年8月4日,衡阳保卫战进入艰苦的第43天,当年这个河北小伙子,为了收复失守的西禅寺阵地主动请战,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在纪录片《我的抗战2》里,杨光荣讲述的细节,已经成为难得的研究衡阳保卫战的个人历史细节。 

　　实在没有士兵,就把卫生员、炊事员、军械兵都带去了。晚上,我带着十几个弟兄,悄悄地摸到西禅寺外。当时月光很模糊,为了在交战中弄清敌友,我让大家把帽子都翻过来。我跟副排长把人分成三组,他带一组人在外面等着,还有一组预备的在后面。我悄悄地带两个兵爬墙进去,准备先把那两个日本哨兵干掉,结果被哨兵发现并对我们开枪射击。外面的战友一听见枪响,都翻进墙里大声喊“杀”。 

　　里面一个日军小队长正在看地图,点上根烟,他一听枪响就走到门口把烟吐出去。趁这个节骨眼,我上去就把他抱住了。当时一个日本兵端起枪正向我刺来,幸好被我的战友用枪托砸倒了,日本兵爬起来把这个军械兵的左胳膊咬住。军械兵腾出右手,掏出手榴弹一砸,把他的脑袋砸开花了,又帮我把那个日本小队长解决了。我们就在西禅寺里展开刺刀战,杀进寺内的战友大声喊杀,日本人不知道来了多少敌军,不久就溃败逃跑了。” 

　　张家山有幸 埋葬三千忠骨魂 

　　除了西禅寺,张家山也是两位老兵此行必去的另一个地方。张家山已经成为衡阳市气象台的所在地,当年是衡阳会战最激烈的战场,阵地先后失而复得十多次。 

　　84岁的抗战老兵卢庆贻说,当时战争异常残酷,国军和日军在反复争夺张家山的过程中伤亡惨重,用绞肉机形容这里一点都不过分。多日连续战斗,双方都无法收尸,天气炎热,奇臭无比,但攻守双方都得忍着恶臭继续鏖战。 

　　迫击炮在张家山之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国民党第十军预十师29团守军用迫击炮打死了日军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中将等高级军官。现住在长沙的抗战老兵彭忠荣当年任国民党第十军预十师29团迫击炮上尉连长,当时他的连队有6门82迫击炮,交战期间共发射了4000多发炮弹,炮管经常打得通红,每当这时他们就将麻袋浸湿捆绑在炮管上降温。“不过,日本人有山炮、野炮,数量多好几倍。敌人发炮时我们经常抬不起头来,只好想尽一切办法,打溜炮。 所谓溜炮,就是打一发躲一发,往掩体内躲。”卢庆贻回忆说,“掩体非常坚固,防空洞很大,内有床铺、桌椅、板凳,一个防空洞可容纳一个排,上方有铁轨沙包,每根铁轨12米长,炸弹、炮弹都顶得住。” 

　　抗战胜利后,第十军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带领60多名士兵于1946年2月重回衡阳,在战场上收得第十军将士遗骸3000余具,在这里建了一座公墓。1958年衡阳修建气象台时,公墓所在地就变成了气象台。 

　　站在衡阳市气象台的观测平台上,卢庆贻告诉记者,他当年跟随葛师长一同来衡阳搜集烈士尸骨,花了三个月时间,3000多具将士遗骸,就埋在观测平台的地下。 

　　作为衡阳市政协委员,研究衡阳会战多年的萧培曾多次提交提案,建议在张家山修建抗战烈士纪念碑,“这些烈士当年为了保卫祖国英勇捐躯,修建纪念碑让后人不仅方便凭吊,也有助于人们了解这段历史。” 此举也深得卢庆贻和杨光荣两位老兵的赞同,更是他们多年的心愿。 

　　祭奠英烈 

　　“我们都是好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投降。” 

　　“2012年6月13日,与你们共同守卫衡阳的幸存战友,谨以薄酒鲜花之仪致祭于诸亡友灵前……我等当年均属青年,残留至今,鬓发皆白,垂垂老矣!……敬爱的为守衡阳而献身的战友们!你们安息吧!永远地安息吧!” 

　　6月13日,衡阳抗战纪念碑前,绿树环绕之中,93岁的杨光荣和84岁的卢庆贻向抗战纪念碑敬献鲜花,杨光荣郑重地大声朗读祭文,刚读完两三句,两位老人已经泪流满面。 

　　读完祭文后,杨光荣让女儿拿出在出发前买的一瓶白酒,让志愿者代替他们洒在纪念碑前,“兄弟们,我们来晚了,打完仗休息时兄弟们都喜欢喝酒,我特地买了一瓶带给你们。”敬完白酒后,两位老兵庄严地伸出右手,向逝去的战友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1944年6月22日,日军向衡阳发起进攻后,预计3天夺下衡阳,但直到7月2日,日军伤亡已超过1.6万,依然无法攻克一线阵地。日军曾散发“归来证”和劝降传单:“能征善战的第十军诸将士,任务已经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绝不以敌对行为对待!”但传单散发了几天,守城士兵没有一个人投降。后来城里守军缺粮少药,有的重伤员伤口生蛆,有的伤员因剧痛难忍后投江自尽,还有些伤兵由于没有治疗活活痛死,也没有一个人投降。 

　　“我们都是好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投降。”站在抗战纪念碑前,杨光荣喃喃地说。 

　　从6月22日到8月8日,衡阳会战总共打了40多天。据公开的数字,此战中国军队伤亡17000余人,日本军队伤亡共30000余人。1945年8月,曾担任过第十军军长的李玉堂将军,在湖南接受日军投降时,曾询问日方将领,衡阳之战日军究竟伤亡多少,日军将领答道:“48000余人。” 

　　68年后,衡阳会战的痕迹几乎消失殆尽。但历史的细节,仍然活在这些老兵的记忆里。历史的伤口,依然在他们心中隐隐作痛。 

　　链接 

　　■2011年12月4日,《我的抗战2·47天》长沙首映,本报记忆版报道亲历衡阳会战的杨光荣等老兵的故事,并刊登了杨光荣希望通过本报寻找当年战友的心愿。 

　　■2011年12月4日,《新周刊》社长孙冕及湖南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赴邵阳慰问抗战老兵。得知杨光荣老人的心愿后,马上从湖南抗战老兵的资料中,找到了5位当年参加过衡阳会战的老人,其中包括来自湘潭的84岁卢庆贻老人。 

　　■2011年12月16日,本报记者与湖南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陪同卢庆贻前往河北邯郸与杨光荣见面。分别之际,两位老人约定,如果身体健康状况允许,2012年夏天将一同前往衡阳缅怀那段烽火岁月。 

　　■2012年4月,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得知此事后非常感动,联系爱心企业资助两位老兵实现这个愿望。 

　　■2012年 6月13日,王选女士、《我的抗战》栏目组及本报记者陪同两位老兵回衡阳。湖南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全程陪同,《我的抗战》栏目组全程记录此次缅怀之旅,拍摄内容将作为《47天》后续纪录片的素材。 

　　互动 

　　你知道衡阳会战30万难民以及2万民工的情况吗? 本报与王选女士一起征集相关线索与资料 

　　近年来研究衡阳会战历史的王选非常关注当时两大群体的情况:衡阳会战30万难民和2万战壕民工。 

　　据王选介绍,衡阳会战前,市政府召集2万民工在很短时间里,在衡阳城外修建四通八达的战壕,这些战壕为保卫衡阳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前这些民工大多都离开了衡阳,他们的去向,历史文献没有记载。 此外,当时衡阳的GDP在国内排第三位,有很多从国内其它地方搬迁过来的工厂和高校,市里生活了30万人。战前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吸取南京大屠杀的教训,动员城内30万居民离开,使守军能彻底放下包袱,全心抗战。研究这2万民工和30万难民的去向,有助于全面了解衡阳会战的历史。 

　　卢庆贻想找到战友的哥哥,住在望城靖港镇的李楚湘 

　　在衡阳,卢庆贻终于打听到了当年和自己参加衡阳会战的望城老乡李振湘的下落。李振湘当时是通讯兵,他们经常联系,对他也很照顾。衡阳会战后两人失去了联系,后来得知他衡阳会战后不久就战死在他乡。“他的家人曾委托我打听他的消息,但我一直没有打听到。我记得他有个哥哥叫李楚湘,住在望城靖港镇,但此后失去了联系方式。如果能找到他哥哥,我要亲口告诉他李振湘的消息。” 

　　如果了解相关的情况,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0731—84326110,84329366或@三湘都市周末(新浪微博)与我们联系。 

　　衡阳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之一,从1944年6月22日至8月8日,历时47天。8月8日,在弹尽粮绝、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日军同意保证官兵生命安全;收容治疗伤兵,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第十军保留建制,不出衡阳,就地驻防等条件后,与日军签订了停战协议,衡阳会战结束。此战震动了日本朝野,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展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捍卫祖国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