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是一个暖流涌动的春天,这是一个令人潸然泪下的春天。他,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纪委书记、督察长的刘金国,第一位当选“感动中国”的在职高级领导干部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作为一位副部级高官,担任领导职务几十年,刘金国亲手审批过近20万个“农转非”指标,可他自己的38个亲属无一跳出“农门”。他从不接受吃请送礼,夫人直到退休还是临时工。有人有声音说他是装,他淡淡一笑:“你说我装,好,全体共产党员都来装,一直到死,那不就是真的了么!”
2011年“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他的颁奖辞是:贼有未曾经我缚,事无不可对人言。是盾,就矗立在危险前沿,寸步不退。是剑,就向邪恶扬眉出鞘,绝不姑息。烈火锻造的铁血将帅,两袖清风的忠诚卫士。
像春雷一样,“刘金国”这个名字迅即响震四方。细心的人们发现,出生在冀东一个偏僻小村庄的刘金国,从村民兵副连长到国家公安部副部长,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燕赵大地上度过的,于是千古佳话“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又多了个重磅新生。
这位土生土长的燕赵汉子,注定要给这个春天升温。
■小港村53号
春寒料峭,三五成群的村民悠闲地在村头晒着太阳。
这个位于碣石山脚下,滦河北岸的小村落,就是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的故乡——河北省昌黎县小港村。当地人把村名中的“港”字读作“甲”,正是这个发音让记者几次三番问路都遭遇障碍,倒是一提“刘金国”便轻松搞定。“一点不夸张地说,方圆百里这个名字无人不知,这是家乡的骄傲啊!”村民董老汉说。
小港村53号,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砖老房
“刘金国,在我们村土生土长的。当年他在村里当过民兵副连长、村支书,那时候我才10来岁。”现任小港村村支书董兆海告诉记者,他们这个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从滦河泛洪区搬迁过来的,当年刘金国带领村民修的防洪小围坝至今还在。
刘家兄弟姐妹6人,刘金国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两个弟弟一直在小港村务农,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已嫁到外村,也在务农。老父亲刘保江十几年前因肺癌去世,母亲陈会英和二儿子刘金平住在一起。
小港村53号,三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砖老房。2月7日,农历正月十六。记者推门进来时,81岁的陈会英老人正在锅台前烧饭。
得知记者的来意,老人连忙起身给记者又是倒水,又是削苹果。“你们知道么?金国他一直就不愿意我接受任何采访。可看到你们在大冷天这么远地赶来,忒辛苦!我怎么也得和你们唠两句。”老太太拉着记者的手,“不过你可得记住一定不能夸大,咱就是有啥说啥。”
陈会英老人说,今年春节刘金国因工作忙没能回老家看望她,他让儿子刘帅回来陪奶奶过年并带来一万块钱。“他在电话里跟我说,岁数不饶人,儿女尽孝不能拖啊,手头再紧也要给老妈挤出点钱来,电话里一再嘱咐我让要吃好、穿好。”
“我知道金国没钱,他到北京公安部后给他分的房子,听儿媳妇说他还贷了40万元的款呢。”老人告诉记者,刘金国这么多年就没攒下过钱,但即便是过去工资很低的时候,他也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寄点钱来,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他宁可自己紧着点也不忘尽孝心。
陈会英老人住在东屋,大火炕上是老人收拾整齐的被褥。屋里唯一像样儿点的家具就是一口老式大板柜。墙上最显眼儿的位置挂着个大镜框,里面镶嵌着好多照片,其中刘金国的最多。“孩子们都在身边,就他常年在外。闲着没事时,我就爱看看相片。”说着话,老人眼圈有些泛红。
当晚,陈会英老人和二儿子一家人吃的是油煎剩饺子。“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多啦,几乎每天都是大米白面的。但吃剩下的饭菜,从来舍不得浪费。这顿吃不了,下顿接着吃。”陈会英老人说,至今她也这么教育儿孙们,“糟蹋一粒米,我心里也不踏实。”
■疙瘩汤里不见疙瘩
刘家曾经的清贫,在小港村一些老人的记忆里是很真切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正在村里当村干部,那时候全国经济都不景气,我们村更不例外。用‘穷得叮当响’来形容,一点儿不为过。”现年77岁的张中智老人回忆说,刘金国的父亲年轻时身体就不太好,一干活就喘,家里的农活主要靠媳妇陈会英,而陈会英又得带孩子,六个孩子挨肩的一串。在那个靠劳力挣工分的年代,没有壮劳力的刘家的境况可想而知。
张中智说,在1960年前后周边各村都有饿死人的,而刘家却安然无恙。这个功劳得归功于刘家的“能人”陈会英。作为一个妇女,她不但要挑起男人的重担,能砌墙能赶车;而且还要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把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把院子和当街扫得干干净净,每个孩子还能有麻线纳底的鞋子穿。
“那时候,家里粮食不够吃,孩子们正长身体。我就想着法让他们吃饱。”陈会英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吃疙瘩汤,她做了一大盆里面全是萝卜丝几乎看不见几个小玉米面疙瘩的汤。当时才五六岁的刘金国,端着饭碗哭着喊,“妈妈,我吃疙瘩。妈妈,我要吃疙瘩。”陈会英用勺子在盆里翻了个遍,除了萝卜丝还是萝卜丝,她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往盆里“吧嗒吧嗒”地掉。
■捕鸟解馋不偷瓜
59岁的村民刘志敏,是刘金国的儿时玩伴,而且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学。至今他还记得,当年,他和刘金国一起到野地里打鸟的情景。他们用自制的夹子,四处寻找麻雀或野鹌鹑的踪迹。“金国的技术最高,并且每次都能有收获。然后,我们就找来干柴,在野地里烧着吃。”刘志敏告诉记者,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特解馋呢。
“在那个困难时期,有孩子常去生产队的地里偷瓜吃。可刘金国就是饿急了也不去,他会动脑筋想办法解决。捕不到鸟,刘金国就带着孩子们到滦河里捉泥鳅。”刘志敏回忆说,在南套小学读书时,他俩在同一个班,刘金国是班长。“他一直比我聪明,学习总是全班第一。”刘志敏记得特清楚,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刘金国就能指着远处的碣石山,一字不落地背诵曹操的《观沧海》。
算起来,刘志敏长刘金国两岁,但按村里的辈分,他还得叫金国为叔。“几十年前的事情大都记不太清楚了,但我这个小叔的人品,一直是我说给儿孙们的样板儿。那天中央台播放‘感动中国’颁奖晚会,我把孩子们都召集到了一起,认认真真地从头看到尾。”
从村民兵副连长到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始终没忘记童年的玩伴刘志敏,每次回老家总要顺便看看这个发小。这常常让刘志敏感动不已,“这么多年,真的一点没忘本啊,还是平民本色。”
■小大人“喜头”
在母亲陈会英的眼里,刘金国和别的孩子相比,懂事儿明显早得多。
上小学时,刘金国和同龄人相比个头偏矮,但因为是长子显得“特稳重”。放学回家,不用家长催促,他第一件事就是做作业,然后就背上大竹筐去地里拾柴或搂草。他从不和姐姐或弟弟妹妹们攀比,总是尽力地替家里分担劳动。“这个孩子,是最没让我操心费力的一个。”陈会英老人颇有感慨地说。
按照当地的习俗,端午节家家都要包黏高粱米粽子。除了有传说中纪念屈原的意义,更有寓意“日子红火步步高升”的意思。陈会英记得,有一年,因为家里米少,粽子叶也不够,就象征性地包了几个来过过节。等粽子一出锅,孩子们呼啦一抢而空。唯独金国站在一边没动,他拿着一个剩玉米面饼子,在旁边就着大葱有滋有味地啃。
“他不是不爱吃粽子,而是好事他知道让着别人。你说我也没文化,也没怎么教育他。这孩子天生就这脾气。”直到今天,儿子成了“感动中国”人物,陈会英老人依然坚持说,“金国有啥啊,其实他就是这个脾气,从小对物质要求就特别淡。”
刘金国的大姐刘金兰,比金国大两岁。小时候姐弟俩在一起玩的时间最多。“那时候,生产队每年在农闲的时候,都会往各家各户分配剥花生种的任务,记得我们一家老小坐在炕头,点着昏暗的油灯剥花生时,几个小弟弟小妹妹们看着花生仁馋得直流哈喇子,有的实在按捺不住就趁着大人不注意偷着往嘴里塞。这时金国就会大喊‘不许吃!这是公家的种子,吃一粒明年就会少收一捧。’他就像个小监督员,谁也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让刘金兰至今不解的是,一个当时只有10来岁的穷苦孩子,怎么会有那么高的觉悟?
刘金国在家里有个小名叫“喜头”,小时候农村有些重男轻女,尤其是在劳动力严重缺乏的家庭。刘金国的父亲刘保江当年是老民兵,在解放昌黎时曾经是支前积极分子,后来身体一直不好,干些重体力活有些力不从心。在刘保江看来,家里添个男丁必定是个头等的“喜事”。所以刘金国就有了这个充满寓意的小名。
“可这个小名,还给弟弟刘金国带来过麻烦。”刘金兰回忆说,当时外村有个特别调皮的大孩子好打架,在替别人出气时,来村里说找一个叫“喜头”的,正好碰到放学回家的刘金国,同学们一喊他小名,这个外村的大孩子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刘金国给揍了一顿。后来才知道村里还有个叫“喜头”的,打错人了。“当时我知道这事儿特生气,拉着弟弟就要找那人算账去,结果弟弟却开导我说,姐姐算了吧,人家又不是冲着我来的,只是一个误伤。”
后来陈会英知道这事后,心疼得直落泪。但他还是夸奖了刘金国:“喜头,好样的,是妈的好儿子。咱们不打架,永远不做欺负别人的事。做人就走正道没亏吃,这样永远没人敢欺负你。”
听着母亲的教导,刘金国使劲地点头。在刘家的6个孩子中,刘金国长得最像母亲陈会英,性格娘儿俩也最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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