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甘肃网3月21日讯 据西部商报报道 继禁止早晚高峰使用“打车软件”之后,上海市有关部门要求打车软件与强生、大众、锦江、海博四家出租车公司电调平台进行对接。某打车软件公司的高管称,某些电调平台已开始向打车软件公司“收租子”,而且要求他们“按单数进贡”。据了解,工信部已介入调查。
嘀嘀打车、快的打车两大打车软件之间的烧钱血拼,大大提高了出租车的运行效率,出租车司机和乘客,毋庸置疑都是受益者;那些打车软件尚未杀入的中小城市,出租车司机和乘客无不带着羡慕目光对打车软件的到来翘首期盼。
当然,打车软件也不是全无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行车安全的问题,司机边开车边在手机上抢生意,的确存在安全隐患;另一个是乘客之间的公平问题,那些不会使用打车软件的人,站在路边可能打不到车。
相比之下,各地政府部门以各种名义出台的监管措施,比如早晚高峰禁止使用,比如每车只能安装一个打车软件之类,明显有些不着调不靠谱。无论是安全的问题还是公平的问题,事实上都不是绝对的,而且都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来解决。比如,通过技术手段让车辆静止不动时才能接收到订单信号,可以解决安全的问题;再比如,要求打车软件公司必须提供电话下单途径,可以解决老年人不会使用软件的问题。
就像交通部部长杨传堂所言,电召服务是国外发达国家出租车行业普遍采用的服务方式,通过手机召车更加便捷,效率也很高。对手机召车软件,“总体上要支持和鼓励发展,对存在的问题要逐步调整和规范”。可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显然不是“调整和规范”,而是赤裸裸地限制和设阻,等同于“私设行政许可”。现在,上海有关部门竟然要求打车软件必须与本地四大电调平台对接,并让电调平台按单分成,则是典型的滥用权力。
不得不说,地方政府部门假借监管之名出台的种种限制举措,给公众最大的感受就是:“凡是公众喜欢的,他们就反对”。出租车行业的“水”的确很深,要不然也不至于“躺着数钱”的出租车公司始终无法取消;面对打车软件的汹涌来袭,说是依法监管,实则更像是要维护既得利益。出租车公司没能从打车软件中分羹,电调平台反而因此利益大幅受损,出租车管理部门大概也没拿到什么好处,这是否才是强制收编打车软件的真正原因?
从打车软件被强制收编,到出租车行业垄断乱象,都证实既得利益是改革最主要的阻力。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可是,无论打车软件还是互联网金融,无不见证着简政放权之难。中央政府强调简政放权,“法无授权不可为”,可地方部门却在为既得利益保持滥用权力的惯性——与简政放权公开唱反调的强制收编打车软件,必须有个说法。(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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