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证明》编剧朱晓华：法治下才有可能无法证明

　　2015年6月26日，检察题材电影《无法证明》在全国公映。近日,正义网记者采访了电影的原著小说作者及编剧、广西检察官朱晓华。

　　检察题材电影也可以很好看

　　记者:晓华你好。《无法证明》是你参与编剧的第二部检察题材电影,与第一部不同的是,这部电影将在全国院线放映,可不可以说这是一个突破?

　　朱晓华:也算是吧。你如果稍为留意,可以发现,检察题材的电影很少能进院线,在我印象中,《全民目击》是近几年唯一一部,而且影片中检察官在诉讼环节过程中还是有硬伤。《无法证明》能进院线,我感到十分高兴。

　　记者:检察题材电影难以进院线,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却执意而为,有没有想过可能仍迈不上这个坎?

　　朱晓华:我做过多年的公诉工作,一直想创作一部反映公诉人工作、生活的电影作品,也一直认为,公诉人的工作、生活是可以写得很精彩的。在构思《无法证明》过程中,也观摩过一些检察题材影视作品,我发现其中不少作品把电影仅仅当作了一种宣传。在这种创作动机之下,故事势必主题先行,故事服从于主题,人物势必完美无瑕,一个个高大全,给人以不真实感,这种以展示主人公事迹为主旨的电影有没有人看可想而知。观众需要故事,不需要事迹。所以,我要求自己,应该讲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塑造一个可信的人物,如果能做到这样,我想作品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得到观众认可的。表面看起来,检察题材是一道窄门,但只要穿过去,就是广阔天地,《无法证明》已证明了这一点。

　　记者:是的,公诉人作为执法者,也和警察一样,跟各种各样的案件打交道,只是办案环节不一样而已,警察破案题材电影可以拍得十分精彩,公诉人办案故事应该也可以精彩纷呈。只是,公诉人办案更多的是在幕后,缺少“刀光剑影”,要想让故事精彩起来难得多。

　　朱晓华:作为一名检察官作者,创作检察题材作品自然有我的优势。因为我熟悉这个行业,我自己和我身边的同事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办过数不清的疑难案件,大有故事可讲。关键的难点是,选择什么样的角度,讲什么样的故事,塑造什么样的人物,体现什么样的主题,只要把握好,是可以出彩的。

　　记者:带有行业背景的作品,就像你前面所说,总是主题先行,宣传味道很浓,写出来的故事往往很套路化、单一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朱晓华:在《无法证明》的创作中,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电影就是电影,而不是宣传。电影故事应该像生活一样,绝非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那么简单。我不能给我的人物作简单的道德判断,给他们贴标签。因为生活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充分展现它们的复杂性,电影就好看了。

　　好的电影需要足够的戏剧推动力

　　记者:具体说说你这部作品,你主要想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朱晓华:《无法证明》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检察官竞远在提前介入和审查起诉一起发生在二十年前的命案监督过程中,发现嫌疑人陆润堂是自己母亲婉心的情人,也是导致自己父亲郁郁寡欢英年早逝的罪魁祸首,所以为父报仇的情绪始终缠绕在他办案工作中。面对恶人陆润堂,面对存疑的证据,是公器私用还是秉公执法?年轻检察官竞远陷入了两难选择。

　　这是一部探求人性的电影。在电影中,竞远的人性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考验,就是我要讲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竞远是一个非传统意义的英雄,其行为也并非常规意义的、大家能够一目了然的惩恶扬善。他有私心,也会仇恨,他的痛苦在于他的仇恨遭遇了其职业素养以及对法律信仰的坚决抵制。不仅仅是竞远,其他角色如他的母亲,还有前妻,还有陆润堂,都有着很深切的人性挣扎。

　　记者:你写了一个办案中带有私心的检察官,这很新鲜,也很大胆,你不担心会变成反面形象吗?

　　朱晓华:我是这样考虑的,以往的法律题材电影中,具有执法者身份的主人公,其治法为民的心理依据无外乎都是公共动机,即对人民无限的热爱,对法律无限的忠诚。诚然,现实生活中并不缺乏这样的执法者。但在90分钟的电影里,如何让观众相信他的公共动机,并为之感动,这是很困难的,容易流于高大全,这也是很多法律题材电影不成功的重要原因。所以,在《无法证明》的创作中,我尝试着从主人公的私人动机入手,来展现他的心路历程。这也许是一个新模式,即从可见的私人动机出发,最后抵达隐藏的公共动机,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企图去实现、达到私人欲望,到最后才发现自己的血液里其实早已经浸进了富有正义感的公共动机,他的私人欲望注定会落空。在《无法证明》里,检察官竞远千方百计想合法地利用自己的职业权力去证明一个自己无比憎恨的人有罪,但是按照合法程序,最终的结果却是无法证明,而这种无法证明的无奈和挫败感恰恰体现了他身上隐藏的正义感,体现了法律的精神。竞远最终将私心让位于法律,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英雄,并且形象更为饱满丰富。

　　记者:由此看来,你塑造的人物是一个崭新的检察官形象,可能填补了一个空白。

　　朱晓华:在构思《无法证明》的时候,我并没有多大的野心去填补某项空白,我只想通过讲述一个普通的案件,塑造一个普通的执法者来表现我认为相对宏大的主题。什么叫相对宏大的主题?我觉得就是一个执法者在处理日常的法律程序中,能够把尊重人权、保护人权作为对自己的基本要求。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

　　记者:电影的故事情节很独特,尤其人物的三角关系不是常规的平行型的三角关系,而是竖直型的三角关系,也比较少见。情节、人物关系倒是吸引人了,但是不是显得刻意了,不够真实?

　　朱晓华:我选择一个发生在二十年前的“白骨案”,这类案件其实在刑事案中并不罕见,算不上特例或特殊性。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这类案件具备了扑朔迷离的特征。案件只有扑朔迷离,才会给故事提供足够的悬念。而且,因为是陈年旧案,本身就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破案过程中必定会一波三折,而案件一波三折,才会给竞远以及他的对手陆润堂带来压力,才会使他们的情感纠结在波折中为之反复颠簸,这样观众才能看到人物丰富的内心。既然是二十年前的案件,那么当时的当事人,与现在的破案人员,起码存在两种关系,一是平行关系即同辈人,二是竖直关系即长幼辈关系,我觉得长幼辈关系可能性最大,因为一线办案人员都是年轻人居多,所以选择了竖直关系,而且选择后者会让故事的戏剧冲突更激烈,这种人物关系设置,既是构建戏剧冲突的刻意,也是现实中自然存在的。

　　记者:两个长辈的纠葛交集在一个后辈身上,竞远承受的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也给了塑造人物的巨大空间,可以这样理解吗?

　　朱晓华:是的。我觉得一个电影故事是否吸引人,关键在于其戏剧冲突。观众能不能把电影看下去,取决于故事的戏剧推动力。除了有一个好的故事核之外,主人公的心眼也是推动故事往前发展的核心要素。我们老说观众看电影究竟在看什么?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看主人公的心眼。在《无法证明》中,写好竞远的心眼就是人物成立的要素。作为一名卓越的公诉人,竞远承办的案件有很多,接触的嫌疑人很多,那么为什么他对陆润堂格外关注?当观众发现了竞远的心眼——为父报仇之后,自然就会关注他的下一步行动,这就是故事的推动力。

　　电影不是宣传品,但也需要主题

　　记者:你几次提到人性的复杂、探索人性,在这部电影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

　　朱晓华:人性是复杂的,电影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呈现、揭示人性的复杂。电影中有一个情节,陆润堂在得知办案人竞远是他年轻时的偷情对象婉心的儿子,并且感受到来者不善的时候,提出了更换承办人的请求。婉心获悉了这个情况,并且知道她对自己与陆润堂的关系,是否定还是承认,将影响检察院领导的决定,她立刻陷入了两难。一方面,尽管过去了二十年,她依然深爱着陆润堂,如果肯定了这层关系,竞远就有可能被撤换,那么她所爱的陆润堂获得自由的几率大增,可儿子则会经受一次挫折;另一方面,如果她否认了这层关系,儿子竞远就有可能不被撤换,一定会将陆润堂送进监狱,同时竞远得到了一次立功、晋升机会。婉心的人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两者她都不愿舍弃,可必须放弃一个,这就是人性的复杂一面。

　　还有,在《无法证明》中,婉心这个人物是当然的女一号,因为她整个故事冲突的策源地。所以对她的塑造也直接影响到整个电影的成败。在我完成剧本之后,对婉心这个人物的设计曾受到包括演员在内某些人的质疑。他们觉得婉心明知道陆润堂是一个花心萝卜,为什么还痴迷于他,并且在20年后仍不改初衷?是不是显得过于愚蠢?我经过一番思考,还是坚持己见。原因在于,我觉得一个人物之所以成立,能够被观众所记住,其关键就在于他的独特性。婉心的独特就是她用一生去爱了一个并不爱自己的男人,虽然旁人觉得她可笑,但她自己觉得这样的人生有价值,她的选择有意义,这就是她不同于大多数女人的地方。

　　记者:如果作品只是展示人性的复杂,那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因为展示毕竟只是再现,展示得再好再生动,也只是生活流。

　　朱晓华:一部电影作品固然不是宣传品,但也应该有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创作者所要表达的价值观,具体地讲就是创作者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以及对这个社会的人的基本看法。天下的故事那么多,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这本身就代表了你的意愿和见解。从剧中人角度说,人物的人性再复杂,他最终也要面临选择,选择的过程乃至最后的命运,也体现出他的价值观,有时人物的价值观与作者是统一的,有时并不相同,但都会给观众带来思考、启迪、熏陶。

　　记者:一部电影传达出某个主题,它跟做宣传又有多大区分?

　　朱晓华:电影之所以区别于宣传,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被好的故事推导出来的,而不是先有了一个宣传要点,再往这个要点里填空。当然,一部电影既有价值观输出,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存在宣传,但应该做到,让观众感受到是在看电影,而不是感受到在接受宣传。

　　记者:那么,你创作《无法证明》时,如何处理主题的表达,是先有主题,还是先有故事?

　　朱晓华:呵呵,你想叫我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客观地讲,当初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确实想到了它的主题,就是写一个执法者尊重人权的故事。当前司法改革步伐日益加快,执法工作由从前的单一的打击犯罪走向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并举,公民的权利越来越得到重视,检察官们在执法实践中,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并不需要我在创作时为了主题硬编故事,或把主题硬塞进故事中去,我只需要对生活中的故事进行提炼、精妙编排,作品的主题就突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