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亲历者后代:父辈家国情怀激励后人

　　8月25日,《东京审判》新书发布会“东京审判: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在上海书展期间举行。当年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在会后接受了《法制日报》记者的采访。他们表示,虽然父亲都是学四书五经出身,又接受过东西方最好的教育,但是依然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在面临公理正义、民族利益的情况下,都会义无反顾地捍卫正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　本报记者　汪闽燕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后的今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历史,更不会忘记那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审判——东京审判。 

　　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团队对日本战犯提出起诉,提供大量人证和书面证据;中国法官梅汝璈团队团结多数,艰苦量刑,并最终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 

　　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们是在整理东京审判的历史资料中逐渐认识自己的父亲的”。梅小璈、向隆万先生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 

　　“我对父亲的了解,可以说是从一无所知到略有了解吧”,梅小璈说到。1952年,梅小璈出生时,梅汝璈已经48岁,而1973年父亲去世时,梅小璈才21岁。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当时的客观环境,梅小璈跟父亲的沟通交流不多,而对于东京审判更是极少提起。 

　　而对向隆万而言,他出生时父亲向哲濬也已年届五十。父亲参与东京审判时,向隆万仅仅5岁。向哲濬1987年去世,但在生前也极少对家人提起东京审判那段经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但是在对东京审判资料收集的过程中,我发现父亲在法庭上与辩护律师的唇枪舌剑的辩论以及大义凛然的样子,非常令我敬佩。”向隆万说道。 

　　仔细搜索向哲濬及梅汝璈的经历,有很大的相似性。两人都是清华大学前身——游美肄业馆的学生,之后又到美国顶尖法学院修学,因而都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精英教育。 

　　向哲濬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1925年归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法政大学、北京交大、中央大学等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结束后,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 

　　梅汝璈则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留学。1928年归国后在武汉大学、山西大学、中政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当法学教授,并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之职,对于各项法规的制定与推行,多有胜人一筹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时,其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 

　　向哲濬较梅汝璈年长10来岁,之所以向哲濬担任检察官而梅汝璈担任法官,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梅小璈说,“父亲之所以被任命为东京审判的法官,除了跟他的工作有关系外,跟前辈(向哲濬)的推荐也有很大关系”。 

　　而向哲濬之所以推荐梅汝璈担任法官,实际上是有原因的。《东京审判》作者之一何勤华说,向哲濬与梅汝璈是师兄弟,都是清华学堂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起初有考虑是让向哲濬当东京审判的法官,但考虑到东京审判采取的是英美法系程序,检察官在审判当中的责任巨大,需要担负起举证的责任,而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要居中审判,因此向哲濬认为应当由他冲在前头,担任检察官,而让梅汝璈担任法官。 

　　背负巨大的压力 

　　由于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的对抗程序,因而在法庭当中,证据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在当时的中国,对英美法庭的程序不甚了解,而且对证据的收集和保留更是没有经验,因而给案件的审判带来了很大困难,这对身为检察官和法官的向哲濬和梅汝璈来说,压力可想而知。 

　　向隆万说,当时找证据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困难的,除了因为中国人没有保留证据的习惯,还因为日本对证据进行大量销毁,所以当时对检察官来说,找证据找证人成了最大的工作。这在梅汝璈的日记中有所体现。梅汝璈的一篇日记里提到:“明思(向哲濬的字)很是苦恼。” 

　　除此以外,控辩双方也存在巨大的力量悬殊。加上前期初期准备阶段,在前后长达3年时间里,中国代表团前后仅派出了17人,其中检察官团队人数为13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当时的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而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多达130人。但是在东京审判中,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 

　　除了实际力量配备不足外,来自国内的不理解和压力也是很大的。作为战胜国之一,梅小璈说,国内许多人认为审判只是走走形式,但到了进入审判时,才发现没有那么容易。“当时父亲只有40多岁,但是担任法官后没多久头发很快就白了,因为他一直处在矛盾和焦虑当中。我母亲说,父亲在审判期间仅有的两三次回国述职时,心情很是沉重,完全没有胜利者的喜悦,感觉他很焦虑,最终判决结果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东京审判从1945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宣判,共历时两年多。但是,由于当时国内环境,许多人并不理解审判为什么拖了那么久。梅小璈说,父亲回忆到,法官对量刑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分歧很大。为了实现中国人民的诉求,梅汝璈和各位法官进行沟通,做了很多努力,最终达成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 

　　梅小璈说,一些影视作品描述了梅汝璈与向哲濬在一起讨论案情,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在英美法系中,法官和检察官是不能在一起讨论案情的。实际上,为了避免嫌疑,向哲濬还搬出了当时居住的宾馆。 

　　人道主义的胜利 

　　1946年2月15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根据各盟国政府的提名,正式任命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其中包括梅汝璈先生(另外10名为澳大利亚的韦伯、美国的希金斯、英国的派特立克勋爵、苏联的扎里亚诺夫、法国的柏纳特、加拿大的麦克杜格尔、荷兰的洛林、新西兰的诺斯克洛夫特、印度的帕尔、菲律宾的加拉尼拉)。 

　　对于此项任命,据当时媒体报道,梅汝璈曾向前来采访的记者慷慨吐露心迹:“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梅汝璈生前在日记中的这句话,一直为我们所熟知。梅小璈说,父亲曾经表示,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就无颜见江东父老。 

　　“在整理父亲遗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受到父亲所具有的那种传统的家国情怀。在碰到家国利益、民族利益的情况下,会义无反顾地去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梅小璈表示,尽管父亲受过洋教育,但是他的这种家国情怀一直没有改变。在审判的过程中,为了让日本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梅汝璈与其他法官激烈争辩,力主死刑,将东条英机等人送上绞刑架。 

　　在向隆万的眼里,父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父亲与梅汝璈经历有些相似,都是学四书五经出身,又接受过东西方最好的教育,但是家国情怀依然很重。”向隆万说。 

　　而最让向隆万感到自豪的是,作为东京审判的检察官,向哲濬主张因“皇姑屯谋杀事件”而把1928年作为起诉的起始点,得到国际检察处的认可,这比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提前13年,比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提前9年,比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提前了3年多。 

　　“从父亲与国内政府的83封函电中(从1946年2月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其中有一封谈到‘自奉命来此,办理检察事务,事繁人少,与在事各员,昕夕从公,未敢懈怠’。我感觉到他身上的民族责任感是来自骨子里的。”向隆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