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上，只有郭美美吗？

　　郭美美因为聚众赌博和卖淫被提起公诉。将要站在被告席上的是这个二十几岁的女人,但接受审判的是她背后的种种畸形的规则。 

　　郭卖淫一次最高收入几十万。日前,在西宁勇救落水工友丧生的河南农民电焊工的死亡赔偿金只有19万。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妓女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底层,但从郭此前汪洋恣睢的言行看(包括她在押期间接受采访时的镇定和从容),她更像一个施害者,没有羞耻和悔恨,以社会上层自居。 

　　的确,从检察院对她的起诉书可以看出,和她接触的很多都是有钱有势的财富精英。他们以能够与郭睡觉为荣,尽管他们深知郭只是一个被公关、整容和化妆“包装”起来的自甘堕落的女人,但在他们的圈子里,郭这种名人,就是一个符号,能与名女人睡觉就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这些人当然不能代表中国财富精英的整体,但却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影响极坏,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群体。他们使用财富的方式养活了一批像郭一样的小丑。一个国家的落后,不是穷人造成的,而是富人。一个国家良俗与公德的衰败也与精英阶层的堕落有关。只拿郭美美出气,不问背后的“金主”,以后还会有新的郭美美出来。 

　　中国媒体和公众舆论对中国富人的关注,远低于对名人和政府,认为他们自食其力,财富取之有道,无可否非。有钱了,怎么花是他们的自由。这样一种“宽容”背后隐喻的是,贫困阶层对财富的渴望,所以就有了“有钱,就可以任性”一说。 

　　大多数发到国家对财富蕴含的义务和责任都有明确的法律和世俗约束。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迟迟不按家庭征收,不考虑征税对象是否有老人和儿童需要照料,不考虑家人的健康疾病及债务情况。个税对无法统计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更是鞭长莫及。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果,靠工资吃饭的人,所有的收入都在税务机关的监管之下,而收入来源多样的富人,很多收入是税务局无从知晓的。 

　　社会责任报告刚刚兴起时,很多中国企业把它看做西方对付中国企业的贸易壁垒,压根没有财富责任和义务的意识。至今没有数据证明中国最富裕的百分之几的人口掌握了这个国家多大比例的财富,但我们亲眼看到的是嫖资与生命补偿金之间的让人心痛的差距。 

　　财富缘自勤劳和智慧,财富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即便财富是通过合法合理的渠道获得的。更何况土地、资源、环境、国有资产、政府的政策与资金这五大公有要素在中国富人成长史中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难以估算。 

　　以前我们常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走向共同富裕,这在那个百废待兴,破除教条主义的时代具有非常大进步意义。但经过三十年的飞速增长,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若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先富绝不会自动带动后富。 

　　中国富人对财富和产权没有安全感,这不仅与历史,也与他们很多人非比寻常的发家史有关。财富来得太快,太不可思议,自然患得患失,时刻担心财富瞬间被夺走。大规模富人移民是与富人高价嫖娼、造星,对一个国家同样是一种不光彩的财富故事。许多人拿着外国的护照,回到国内挣钱。 

　　在资本积累阶段灰色地带大量存在,靠公共资源发家的人转移财富,本质上就是公共资源的流失。这个前提下,国家应当依据法律,建立起对财富的有效监管,贪官带出去的要查,富商要带走的也要查。 

　　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下国家对灰色财富的制度设计和执法力度,距离宪法规定的国体应有的高度还有很大差距。对财富的产生、积累和使用监管的法治化,是和公民“实事求是”地谈理想,谈未来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