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开红:小胡同里的大事业

时间:2004-07-20 13:45:00作者: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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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的瓦,灰的墙,窄窄的胡同静静向远处延伸,不知不觉中,喧闹的市声就被墙头上方成阴的绿树隔在了胡同以外,似有若无。而静谧,也如这路面内敛而紧致的青灰,这浓翠欲滴的绿,弥漫在了“东四十二条”这条典型的北京胡同里——这里有北京市政府挂牌的“四合院保护001号”,经年的雕花木门,绵延的旧时檐角,层层叠叠,厚重而平实。

  然而8年前,1996年7月1日,当21岁的邹开红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第一次来到东四十二条时,这里的情景着实让他有些吃惊。未经整治的小胡同破旧而零乱,行人与车辆挤成一团,拥挤不堪。同伴们一一从小“面的”里钻出来,四处打量了一下,话音里透出了不屑:“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啊?”邹开红转身从“面的”里搬出自己的行李,半是戏谑半是认真地对同伴们说:“别看地方小,我从事的可是大事业啊!” 

  东四十二条48号,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

  就在这里,邹开红开始了他的“大事业”。

  8年来邹开红一直在公诉部门工作,先后获得过北京市“优秀检察干警”、“北京市检察机关严打整治斗争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03年,他在全国检察系统十佳公诉人评选活动中荣获第一名。

  如今,不到30岁的邹开红,已是全国模范检察院——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

  “水到渠成”,这四个字如同一盆冷水迎面泼来,让邹开红从狂热中蓦然清醒。

  从刚毕业的学生到业务骨干,到获得“全国十佳公诉人”这个许多人一辈子都可望而不可及的荣誉,邹开红只花了短短的7年。没有人不叹服他的年轻!正如去年获得“全国十佳公诉人”称号后的留影,清晨的阳光匀和地洒在他的脸上,他微笑着,谦和、儒雅,背景中的绿树生机盎然,似乎寓意着年轻所蕴含着的无限活力……“其实我是个公诉战线上的‘老兵’了。”邹开红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年轻”当做一个炫耀的资本挂在嘴边。在他看来,检察官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磨砺积累经验的职业,而在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要坚决摒弃的,恰恰是“年轻”容易具有的浮躁与浅薄。他强调的,是一贯的踏实与认真。

  1996年,刚刚到检察院的时候,邹开红带着满脑子的热情和梦想,一心想走上法庭,在公诉席上一展风采。但刚毕业的他只是起诉处的一名书记员,过多地做着公诉梦,本职工作有时就草草了事。领导看出了邹开红的这种情绪,特意找他谈话,语重心长地送他一句:“水到渠成。”

  这四个字如同一盆冷水迎面泼来,让邹开红从狂热中蓦然清醒。他明白了,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不能好高骛远,而要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做到最好。从此,邹开红开始踏踏实实地做他的书记员工作。他虚心地向同事请教阅卷应当遵循怎么样的规则,笔录应当如何制作,卷宗要按什么标准去归档。后来,扎实的书记员工作对他参加全国十佳公诉人评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报上去的卷宗材料得了最高分。有同事问他,有什么诀窍?他发自内心地说,高标准是平时的一贯坚持所形成的。直到现在,邹开红在手把手教处里的青年人办案时,仍然强调要从“规范”做起。

  功到自然成。1999年,邹开红以全院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初任检察官考试,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2001年初成为全院最年轻的主诉检察官。

  随着办案责任的增强,邹开红越来越体会到在公诉工作中踏实认真的重要性——公诉工作关乎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和公民的切身利益,来不得半点浮夸虚假。东城区检察院对审查起诉工作的要求是“察微析疑,纠错防漏,拾遗补缺”,邹开红对此很有感触:公诉人作为控方,很容易因一点的薄弱和疏忽,而导致全盘被攻破。因此,阅卷时,无论有多少份讯问笔录,他总是按照时间顺序,一份一份地往下看;卷宗的书证材料无论有多厚,他也要老老实实地一页页翻阅;即便是事实比较清楚的简单案件,邹开红也要认认真真地做好提讯准备工作,注意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对案件事实有清晰完整的把握,才能在法庭上处于主动态势。

  朱海燕,邹开红带的第一个“徒弟”。她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年的盛夏。烈日下,“师傅”与她,两辆自行车,从二环以里的东四十二条骑到位于北四环的亚运村调查取证,又顶着骄阳从亚运村骑回院里,来回数十公里,汗水哗哗往下流,一直没停过。把自行车往车棚里一搁,邹开红有些歉意地对她说:“你可别怨我啊!我办案就是这个样子。只要有可能,我都要拿到第一手材料。”

  邹开红曾经办理过一个卷宗多达20多册、账单共有几千份的非法经营案件,公安机关核定的涉案额高达1000多万元。卷宗交给邹开红之后,他按照习惯逐页逐页地对账单进行了审查,其中有一页进账单引起了他的注意,这页进账单与众不同的是,几笔进账中的其中一笔被打了一个不起眼的箭头。为什么呢?邹开红带着疑问翻完所有卷宗,又发现了一张类似的进账单。经过补充调查原始票据,发现原来这两张进账单是几笔入款的汇总,其中只有打箭头的那笔与嫌疑人有关。扣除多余的金额,非法经营额变成了800多万元。面对几千份书证,辩护律师也不一定能发现这少了的200多万元。但是,邹开红记得这样一句话:“百分之一的疏忽可能造成百分之百的不公正。”他说,作为公诉人,就应当通过自己的认真审查,将不公正的可能性尽可能地消灭。

  邹开红的认真还令他在办理一起“切汇”诈骗案时,从宾馆录像的时间显示戳穿了一名犯罪嫌疑人不认罪的谎言,并将诈骗100万元改变定性为盗窃100万元;在办理涉及全国9900个知名人士的“中华名人录”诈骗案时,从银行账单中查找证据,将公安机关认定事实上的诈骗9万元数额增至既遂20万元和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邹开红说,一个优秀的公诉人,最重要的并不是口才有多好,而是要有庭审前的全面细致的审查工作。

  邹开红问:“你不是故意的,怎么可能一天撞三次车?”郑某竟反问:“那你为什么一天吃三顿饭?”

  众多的影视剧给人们灌输了一种思维定式,似乎公诉人在法庭上必须要气势咄咄逼人,言语激昂慷慨。然而,看过邹开红出庭的人都会对他平和理性的论辩风格记忆犹新。那是一种平实而机智的力量,胸有成竹,有理有据,语言稳健而充满着张力,让人折服。

  邹开红并不喜欢在法庭上进行那种夸张的表演,他对公诉人的职业形象设计是:“充分、平和、理性。”“充分”即是基于案件的充分把握而内心充分确信;“平和”即是以从容的态度、坚定的言辞阐述自己的意见,引起法庭的共鸣;“理性”即是以专业而理智的高度精神贯穿始终。他认为,在踏实认真之外,要做好公诉人,还要具备高超的职业技能,包括扎实的理论素养、娴熟的公诉技巧,惟有此,方能驾驭法庭而挥洒自如。

  办理京城第一大“汽车碰瓷”案时,其中的法律难点让邹开红陷入了沉思。被告人郑某在半年的时间内,在北京城区各路段驾车与其他车辆发生了60多起交通事故,据此索赔金额将近6万元。公安机关指控他是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但他一直辩解由于自己在澳大利亚留学,不熟悉北京的交通规则,才导致了这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

  邹开红知道这个案子在定性和证据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难点。从定性的角度讲,“汽车碰瓷”是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在刑法上如何界定尚有争议;从证据上讲,60多起交通事故,每一起单独看起来都很正常,如何认定他是故意犯罪?在提讯郑某时,邹开红问:“你不是故意的,怎么可能一天撞三次车?”郑某竟反问:“那你为什么一天吃三顿饭?”郑某的反诘让邹开红更加意识到此案的难度。

  为解决案件定性的问题,邹开红牢牢抓住本案的特点,从被告人的主观故意、行为特点、侵害对象的范围和性质、不同种罪名的量刑轻重等多方面进行了多层次的比较。在对刑法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他最终决定以敲诈勒索罪起诉。为解决证据的问题,邹开红对这60多起交通事故进行分析,寻找疑点,最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规律和蓄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性质:郑某在案件的发生发展中始终掌握着完全的主动,头3个月他全是与闯禁行的车辆迎面相撞,后4个月都是从后面追撞正在并线的车辆,在作案的时间地点上也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这显然是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开庭的那天,邹开红走上公诉席一看,好嘛,居然有100多名交通警察在下面旁听——他们都想学学怎么甄别交通事故肇事者的故意心理,以便于今后在实践中运用。在法庭上,虽然被告人郑某依然百般辩解,两名辩护人也从定性和证据角度提出了许多刁钻的辩护观点,但是从层层举证到有重点、有目标的辩论,邹开红始终控制着庭审局面,缜密思考,机智应对,最终让法庭完全采纳公诉意见。事后,旁听的警察钦佩地对邹开红说:“你讲得太好了!”甚至连法官都称赞他在庭上的表现。

  作为一名基层院的公诉人,邹开红接触到的案件量和犯罪类型十分有限。他认为,“好公诉人是通过办案琢磨出来的”,因而十分珍惜每一次办案机会,对每一个案件的法律关系都进行透彻的分析,不断地问自己是否还存在罪与非罪的问题、此罪与彼罪的问题,证据体系是否完善,并写出翔实的结案报告,总结其中的得与失。2001年邹开红担任公诉一处的副处长之后,主动负责起本院无罪判决案件和被法院改变定性案件自查报告的撰写工作。为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库,邹开红在电脑上制作了1.7万余字的司法解释和纪要文件的目录,积累的案例目录已达2万字。在与同事讨论案件时,邹开红随口就能说出法律条文的出处。

  在邹开红的办公桌上,整整齐齐地码着从报刊上剪下来的理论观点文章和各种案例,还有他自己写的分析和感悟。他最喜欢引用一句古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他相信,这样不断的积累,既能促进理论素养的提高,又能丰富实践经验,方能为公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庭上展现出良好的风采。

  邹开红对工作的热爱与痴迷是院里人所共知的。在他的电脑屏幕边,特意贴了一张小小的纸条,提示着他“起来走走”。

  邹开红常常说自己是“长江中出生的孩子”。原来,湖北省石首市小河镇他的出生地,正是位于江心的一个小岛上,四周是堤,堤外就是茫茫水面。

  家里的经济状况一直不算好,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父亲靠做瓦工零活挣钱,在这样的家境中,邹开红很早就懂了事,知道替大人分忧。奶奶摆摊卖早点,他就在旁边守着摊子;父亲希望他好好学习,他就认认真真上学读书,一直都成绩优秀。为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他11岁就带着行李去了一个离家8公里的乡镇中学,在28人一个屋的宿舍里住了3年。只有当初中毕业面临着是上高中考大学还是上中专毕业了就工作的抉择时,他第一次违背了父母的意愿。他坚持着要上高中,于是他考入石首一中,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这样的生活培养了邹开红许多优秀的品质。比如朴实、坚毅、谦逊、好学,等等。东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蒋宇是看着他走进检察院的,“他格外勤奋”,他赞许地评价邹开红。在他眼里,邹开红是院里年轻人的一个楷模,“要像小邹那样,把心思全都放在事业上”。

  邹开红对工作的热爱与痴迷是院里人所共知的。在他的电脑屏幕边,特意贴了一张小小的纸条,提示着他“起来走走”。原来,一到电脑前,邹开红的脑袋里就装满了工作,往往一坐就是半天、一天。到了新岗位,邹开红更是全身心地投入,恨不得立即熟悉全部工作,等同事们下班回了家,他还在办公室里挑灯夜战……或许,是检察工作所体现的对正义的追求令邹开红对检察职业有着美好崇高的向往?总之,“我喜欢我的工作”,邹开红毫不犹豫地说,“在公诉工作里,我能体会到无尽的乐趣”。在他心中,检察事业值得他投入终身去成就,因而他需要不断地学习、研究,不断地充实自己。1999年,他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法律硕士学位,学习的时间只能在业余,于是他经常在下班之后,饭都来不及吃,就坐着公交车赶往学校上课,也只能趁这一会儿,在车上打个盹儿。2002年,邹开红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同时,他所主持的“量刑建议权研究”、“审查起诉案件质量评价体系”、“北京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意见”等重要课题引起了司法部门的广泛关注。

  检察官是个清贫的职业。当年一起毕业的同学,有的是律师,有的是企业顾问,开着车呼啸来去,显出几分青春得意。也有人劝邹开红改行,说凭他的本事,一定能挣大钱。

  “也不是一点儿都不羡慕他们”,邹开红笑着说:“但是,只要一回到院里,回到我的办公室,我的心态就平和下来,浑身都是干劲儿。这里有我热爱的事业,我人生价值的体现,只能和检察事业联系在一起。”

  现在,邹开红的工资挣得不算多,但他对钱没有太多的想法。他说,他已经和曾是大学同学的妻子达成了共识,钱只要够用就行了。何况,他总是想起在参加全国“十佳公诉人”评选时遇到的那些来自祖国西部的检察官们,“我们这里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太好了!我们真的没有理由不把工作干好!” 

  邹开红说话的声音不高,但是字句清晰有力,即使在平和的语言下,也能感受到他的自信、从容与坚忍,或许,这就是他所特有的魅力吧。

  快下班了,邹开红推着自行车,穿过一段静静的胡同,去东边的楼里取一些设备准备明天的出差。由于办公场地所限,东城区检察院的东西两个办公区之间隔了有百十米远,于是在这条胡同里,时常就有身着检察服的人来来往往。

  小胡同里一下子多了一笔浓重的色彩。

[责任编辑:刘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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