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敏:而立之年再谈理想

时间:2017-05-03 10:41:00作者:新闻来源: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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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法学启蒙老师,是一个从数学老师转行的乡镇法官。我在东北偏远的小镇上长大,爸爸就是这个小镇派出法庭的法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派出法庭条件很简陋,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裁判文书需要用手摇的油印机印刷,两名能工作的法官负责周边3个乡镇所有的民事案件。实在忙不过来,妈妈下班后借一套制服跟爸爸一起骑着摩托车下乡调查;我们仨一起趴在炕上帮我爸手抄裁判文书;年终需要归档时,爸爸整理好卷宗,我跟妈妈负责写卷皮订卷……这些听起来不可思议的“违法”情形,却真实的反应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乡土法治文化。爸爸就在这样像菜市场一样乱糟糟的派出法庭,凭着自学和经验,一个人每年顶着两百多起案件,兢兢业业的工作了十几年,没有一起错案没有一个人上访。也正是这些“提前介入”,成为了我最初的法学启蒙。我在7岁时确立了自己法律人的职业方向,为维护公平正义,为健全中国的法治,一路走来从未动摇。2011年研究生毕业,顺利考入北京基层检察院,成为一名检察官。毕业时,恩师送我一对水晶镇尺,上面印着“维护公平正义 强化法律监督”,我一直用它压卷,放在我抬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时刻提醒自己在检徽下宣读的誓言。 

  也许就是因为目标太过明确,突然你实现了儿时理想,却反而迷茫了。检察工作,并不都是公诉席上的慷慨激昂,还有很多为了实现法律监督职能而必须的繁杂事务性工作。我每天囿在源源不断的案子里,像一个陀螺在一个封闭的匣子里不停旋转,辨不清方向,又不敢停下来。每天晚上加完班,走出办公楼,眼前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我开始质疑自己从未动摇的梦想,这难道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知道我不能成为一个办案机器,可我不知道该怎样跳出这个框框。理想光环褪去,现实残忍呈现,前所未有的恐慌和迷茫笼罩着我。 

  2013年因工作需要我被借调到市院公诉一处,我感觉到自己从匣子中慢慢伸出了手脚,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以更广阔的视角去俯视全市公诉工作,我看到其他院的各种案件和工作方法,我了解了每份市院报告的精雕细琢,我参与了重大疑难案件的汇报和讨论。半年之后,我以更成熟的心态回归了自己的工作。2014年我被调岗到法律政策研究室,你无法想象离开公诉对于一个怀揣着公诉梦想的年轻检察官是多么大的打击。我找到检察长哭了一通,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的不好。检察长没有解释为何把我调离,只是问我对自己过去三年的公诉工作有什么想法。我的专业背景是法律语言学,我把三年间看到的公诉法律文书、询问讯问语言中存在的问题归类说出。他笑了,我突然意识到,离开公诉,也许是我更好的沉淀和反思的过程。跳出公诉,反观公诉,我写出了更多有益于公诉工作的调研,得到了比办案更多的成就感。 

  2016年司法责任制改革,我顺利的进入检察官员额序列,负责检察委员会和法律政策研究工作。依然需要加班,依然要完成大量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但我不再厌倦加班,不再抱怨繁杂的工作,因为我在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在合理安排工作的情况下,我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语言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和一所小学的法制副校长,承担了学校的一部分工作,除此之外,坚持每周4次瑜伽2次游泳,偶尔烘焙。角色增多,时间却更充足了,心态的改变让工作不再枯燥,让生活不再单调。离开我热爱的公诉岗位,但我依旧在为我心爱的检察事业而努力,依旧在为我的信仰而前行! 

  已过而立之年,我依旧喜欢北京,尽管这里压力大,房价高,但这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在这里,你可以“肆无忌惮”的谈理想,即使蜗居在十平米的出租房里依旧可以为理想而奋斗。有一天晚上十一点,地铁一号线上依旧没有座位,两个年轻人谈着吉他敲着非洲鼓欢快的边走边唱,身上背着一块牌子“为了理想”。我当时莫名的温暖和感动,正因为我们这样无数为理想而奋斗的年轻人,这座古老的城市才充满生机,我们的社会才满载希望!

  (文/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 赵晓敏)

[责任编辑:刘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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