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的困境

时间:2018-08-15 13:26:00作者:黄漫琳新闻来源: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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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侦查人员因搜证手段或执法方式违反宪法或法律规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从而导致所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即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简言之,就是如何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和方式方法。 

  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的预防者、监督者、排除者和证明者,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其后的庭审环节都可能面临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任务繁重,责任重大。非法证据的排除理应成为审查逮捕环节严把证据关的核心内容之一,检察人员应积极主动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力争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范侦查机关取证行为,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应有的作用,使其成为捍卫自身权利的一把利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重要的程序性争议,如果不能得到认真对待和有效实施,将严重影响到实体问题的顺利解决,甚至将会引发更大的争议,扩大和激化矛盾。 

  一、检察院审查逮捕环节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特点 

  1. 源头性和前置性。一方面,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环节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源头性。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第一个环节,在审查逮捕环节第一时间监督纠正侦查机关的违法搜证手段或者执法方式,有助于从源头上防范和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避免真凶逍遥法外,维护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环节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程序具有前置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对非法证据审查和处理一般只有经过调查核实—制作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才能做出相应的处理。调查核实程序既可以依职权启动,也可以依申请启动。依申请启动而言,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只能对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向本级人民检察院或上一级检察院申请启动调查核实程序。依职权启动而言,检察院在侦查阶段发现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应经检察长批准后,及时展开调查核实。 

  2.司法性和中立性。“司法的要义在于 “两造对立、居中裁判”,司法权的本质是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判断”,逮捕的审查批准和救济,一般被视作具有司法属性的职权。首先,因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活动和公安机关犯罪侦查活动具有天然的对立性,而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逮捕中的居中审查行为,作为“三造”中的居中裁判一方,其审查对案件不具有利益倾向,中立性特点鲜明。其次,审查逮捕环节,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在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的过程中进行的,其决定是否接纳或者排除某一非法证据,需要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调查核实然后独立、中立地做出判断,具有明显的司法属性。《高检规则》第 70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时,可以采取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办案人员、询问在场人员及证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调取讯问笔录、讯问录音、录像、调取、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及相关材料、进行伤情、病情检查或者鉴定等方式。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向被调查人所在机关提出纠正意见,而不是直接决定变更被调查机关的某一诉讼行为或改变某一诉讼结果。 

  3.高效性和简化性。非法证据产生于侦查阶段,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机关取得的存在非法取证合理怀疑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予以排除,能够更迅速的收集相关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办案流程和环节,也有利于接下来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法庭审判工作的开展,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保证办案质量。而且,相比较法院审理环节中通过庭审会议调查排除非法证据程序,在审査逮捕环节便排除非法证据,更具程序简便、快捷、成本低廉的优点。同时,有些案件的证据可能“时过境迁”,如果仅仅等待审查起诉环节的补充侦查,或者庭审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可能有些证据已经灭失或者补正不能,这无疑会影响司法公正。 

  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环节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1.审前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不独立。审查逮捕环节,侦查监督部门在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则时面临阻力较大,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审查逮捕逮捕阶段,检察机关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主要借助书面审查和讯问犯罪嫌疑人两种方式来进行。就书面审查方式而言,审查逮捕环节所审阅的案卷材料都由公安机关提供,在许多情况下,案卷材料经侦查人员的技术处理后,并不能真实还原侦查场景,检察人员很难在其中发现明显的非法取证线索,因此很难依职权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即使侦监部门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最长不能超过 7 天,想要进行详尽的调查也比较困难。一般情况下,非法证据进行的调查核实活动也只能主要依靠公安机关提供的情况说明来进行。就讯问犯罪嫌疑人方式而言,犯罪嫌疑人如果提出侦查人员存在违法取证的情况,而非法取证方法又属于比较隐蔽的、难以鉴别的威胁、引诱、欺骗等,则 7 日内,侦查监督部门很难完成调查核实非法证据的工作。审前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不独立,使得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难,调查核实难,排除难,使对非法证据早发现、早排除,早处理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 

  2.排除非法证据手段和方式单一。实践中,审查逮捕环节对非法证据的审查,主要通过侦查机关提供的讯问笔录、证人证言、同步录音录像、辨认笔录、看守所体检笔录等方式,这些证据材料都是侦查机关制作的,案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并不能充分保证。如笔者办理的一起何某涉嫌盗窃一案中,指认现场的图片中,犯罪嫌疑人竟然在时间仅隔一分钟的两个不同的作案地点一个是长发形象一个短发形象。如果仅仅依靠审查侦查人员提供的证据材料这种方式和手段进行排除非法证据并不能切实有效的排除非法证据。一般而言,采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是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行为多发生在具有封闭性和隐藏性看守所或者集中办案区,要想的出是否存在是否刑讯逼供的结论,仅仅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看守所前后的健康检查、讯问时间的对比、同步录音录像等方式实属不易。 

  3.非法证据排除基点的错位。案件事实的认定以证据为先决条件,没有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而只有同时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证据,即必须用合法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必须首先具有证据能力,即需先为适格的证据,或可受容许之证据,而后生证据力之问题”。虽然,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只有先经过合法性审查,即具有证据能力,然后才能让裁判者对其证明力加以判断,最终确定其是否作为定案的根据以及证明价值的大小。 

  然而,笔者发现,在实践中,基于证据真实性和全案证据的综合考量,办案人员对于证明的证明力的重视远远超过证据的证明能力,对于非法证据的不排除不是因为其具有证据能力(侦查人员不存在违法取证的行为),而是因为其具有证明力。以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为例,在侦查阶段有三份内容相似的讯问笔录,其中有证据证明第一份讯问笔录是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所得,但是后面的两份笔录没有明显的刑讯逼供行为,一般而言,重复供述的取得,嫌疑人往往很难完全不受第一次非法讯问的影响,那么后面两份笔录的证据能力是否应该予以肯定?而且,从全案证据综合判断,嫌疑人的供述与其它证据在细节上能够相互印证,真实性和关联性极高,对于这样的口供,实践中,承办人一般从证明力角度予以考量,往往基于真实性考虑,对于这些具有真实性和很强证明力的非法证据,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或者命案,案件承办人担心排除非法证据后难以定罪而不敢、不愿、不想排除。基于案件实体正义的考虑,对于类似的非法取证行为,侦查监督部门往往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口头纠正,一般不会追究侦查人员的责任。如此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丧失了人权保障、程序制裁的价值,而沦为发现事实的工具,无疑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证明力问题是困扰检察人员是否排除非法证据的难题。实践中,非法证据一般都是案件的关键证据或者重要证据,极具证明力。口供至上主义的司法惯性,使得侦查机关一般在着力取得犯罪嫌疑人供述之后往往忽略了其它相关证据的固定和收集,在其它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若排除口供,其它证据无法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案件可能达不到定案的标准。 

  在笔者办理的一起熊某涉嫌敲诈勒索一案中,因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讯问笔录)和同步录音录像存在实质差异,侦查人员对嫌疑人的供述辩解未如实记录的情形存在于该讯问笔录之中,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对于该讯问笔录应当依法排除。然而,依法排除嫌疑人供述之后,侦查机关提供的其它证据并不能有效说明案件事实,也无法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三、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环节开展非法证据排除的对策建议 

  (1)树立先进的司法理念,提高程序观念和人权保障意识 

  非法证据排除规作为一种重要的程序性争议,如果不能得到认真对待和有效实施,将严重影响到实体问题的顺利解决,甚至将会引发更大的争议,扩大和激化矛盾。因此,非法证据的排除理应成为审查逮捕环节严把证据关的核心内容之一,检察人员应树立既注重惩罚犯罪又尊重和保障人权、既重视实体真实又重视程序正义的现代司法观念,提高程序观念和人权保障意识,积极主动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力争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范侦查机关取证行为,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应有的作用,使其成为捍卫自身权利的一把利器。 

  (2)健全完善法律和司法解释,明晰非法证据的范围 

  准确把握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是办案人员的“生命”,是规范执法的前提和基础。针对实践中对于证明力强的证据就不予排除的问题,相关部门应共同研究制定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非法证据的具体认定标准。以非法供述为例,当前我国的相关立法以对刑讯逼供等严重程序违法行为的解释为基础,采取列举方式,逐渐扩大非法供述的外延。例如《刑事诉讼法》第 50 条和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95 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 65 条以及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规定。笔者认为,司法实践复杂多变,而这种列举式扩大外延的方式是有限的、滞后的,应确立一个合理的和更具操作性的认定标准。就审查逮捕阶段而言,排除非法证据应坚持“明显”标准和“底线”原则。“明显”标准,因审查逮捕时间短、证据甄别难度大,所以要求该阶段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要具有明显性。 “底线”原则,即只要不能排除取证合理怀疑的证据都不能作为审查逮捕的依据。 

  (3)及时制定工作细则,编制典型案例汇编 

  针对实践中,审查逮捕环节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问题,一方面,相关部门可以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调查核实、适用范围、作出决定和救济程序进行细化规定,便于实践操作。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集中收集整理刑诉法修改后,全国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分析利弊,然后通过编制典型案例来指导一线办案人员,加深其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 

  (4)强化业务培训,提高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 

  审查逮捕环节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以审查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为主的业务活动,如何对证据进行审查、把关和运用十分重要。侦监部门要依据获取非法取证的线索,启动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程序,然后根据判断和处理的工作流程,分步骤分环节进行培训,以强化和提高检察人员,特别是从事侦查监督事务的检察人员的的证据审查判断能力,以便其熟练掌握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和技巧。 

  四、结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侦查人员违法取证行为的一种程序性的威慑和制裁,旨在通过规范侦查机关的收集证据的方式,来切实保障人权。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案件的惨痛教训无不告诫我们,冤假错案的背后极可能潜藏着一个非法取证的毒瘤,排除非法证据、规范执法行为,刻不容缓。从诉讼阶段而言,审查逮捕环节作为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第一关,在审查逮捕环节就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有助于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作用,能够最大程度地践行保障人权、规范执法行为的立法价值,最大可能地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 因此,提高在审查逮捕环节对于排除非法证据的重视,对审查逮捕环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避免产生冤假错案,这要求每一位检察干警特别是从事侦查监督实务的干警,既要提高业务素养和业务能力,又要深入司法实践,更要进一步强化法治理念的培养,真正使法治内植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做到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案,每时每刻、毫不动摇地坚守法律的底线,真正实现凡逮捕均依法逮捕,凡不捕均依法不捕,凡监督均依法监督。 

  

[责任编辑:张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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