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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卫东,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发表论文300余篇、专著十余本。

法治心愿

  “修改14年未调整的《刑事诉讼法》,借鉴外国经验,突出程序正义,使刑事诉讼不仅打击犯罪,也要保障人权。”

法治心愿

  1979年踏进法学的门槛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变成一位两鬓斑白的教授。在这三十余年的教学与研究中,我愈发感觉到程序正义才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唯一出路。按照“十二五”规划,我国将在民主法治人权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的目标。具体在刑事司法领域,我认为,我们要以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理念为基础,实现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突出重围。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一直缺乏明确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进程的反复。有鉴于此,党的十七大明确了我国要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因此,今日的司法改革已经摆脱了漫无目的的尴尬局面,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为自身的终极目标。在目标已然明确的前提下,通过怎样的路径来实现这一目标就成了当务之急。而从制度构建、政策制定和实践运行三个层面透视,并且将其与公正、高效、权威这三大导向性的价值目标相结合,我们的面前就会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路径。

  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立了一套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刑诉制度,但是其中存在的不足也是不容忽视的。具体来说:一是立法滞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已经14年没有调整,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讨论颇多,但很少付诸立法规范。二是内容过于单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仅有225个条文,覆盖面过窄,而有些涉及的问题又明显缺乏操作性。从国际上看,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一般都在500条左右才可以满足需要。三是司法解释替代立法。我国现有的大量刑事诉讼规范不是以立法例、法典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司法机关案例、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的。不同部门的司法解释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性。

  当前,启动刑事司法改革要处理好以下3对关系:

  一是宪法与刑事司法改革的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刑事司法改革应该以宪法为依据。但当前很多改革措施已经超越宪法的范畴,属于“违法作业”,亟需在调整宪法规范的前提下处理好相应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二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刑事诉讼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障人权。特别是这几年人权入宪、国家发布人权行动计划等都极大地促进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因此,司法改革也要解决好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三是西方经验与我国国情的关系。我们既要反对不顾国情,把外国的制度照搬照抄的“拿来主义”,也要反对排斥西方经验的“关门主义”

  开弓没有回头箭,当前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已经走入“深水区”,挫折、困难不应成为阻碍我们继续前进的障碍,我会一如既往地躬耕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领域。最后,借用我在《程序正义之路》一书中的话来勉励自己,同时也寄语中国刑事司法改革,“我已不再给自己留后路,对我,这仅仅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

践行者宣言

   “我已不再给自己留后路” ——陈卫东

践行者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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