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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宝昌,著名律师,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顾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法律顾问。多年来,全国各地向他求助的消费者不计其数,他一直坚持义务为消费者提供帮助,被大家称为“维权律师”。

法治心愿

  “我的下一个五年法治心愿就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修改,其中修改的内容之一就是赋予消费者组织或其他公益组织独立的法律诉讼地位,维护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法治心愿

  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文简称为《消法》)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消法》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有17年。17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消费领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消法》已不能满足现在社会发展的需求,应进行修改和完善。 

  2011年初,各地家乐福被不断曝出存在价格欺诈行为,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家乐福作出了“五倍退差”的承诺,但并不是所有受害消费者都能享受到该承诺,真正能得到赔偿的消费者少之又少,该承诺也不能杜绝价格欺诈再次发生。 

  现实中,很多消费者都没有核实或保留购物票据的习惯,在该事件曝光前已经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没有保留相关票据,其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即便是该事件曝光后,消费者保留了购物票据,发现价格误差,一般金额都不是太大,也有些人因此不去主张权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人维权成本太高,包括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等,最终可能消费者能够胜诉,但却得不偿失。

  相对于个体消费者的维权成本较高,商家的违法成本非常的低,消费者得不到相应的民事赔偿。消费者一般出于对经营者,尤其是大型商家的信任,消费者不会时刻注意保留证据,以备诉讼之用。一旦出现纠纷,则会出现举证难、浪费时间、精力、金钱的情况,导致消费者维权难。加之行政处罚力度小,经营者违法成本低,在利益的驱使下,经营者为了牟取利益,明知行为违法侵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为之。 

  就“家乐福价格欺诈”事件而言,受到侵害的是不特定的消费者。受害的消费者单兵作战很难取得满意的结果。因为要求所有受害者分别独立主张权利是不现实的,很可能部分消费者提供不出有利的证据,还有部分消费者因维权成本高而放弃维权,从而出现难以维权的尴尬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商家的违法行为。 

  而现行《消法》第32条规定,消费者组织只有监督、调解和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权利,而消费者组织不具有独立的救济权利。因此,有必要对该规定进行修改,赋予消费者组织独立诉讼地位,而且规定可以根据相关行政部门的查处结果主张权利。这样可节省司法资源,加大对违法商家的打击力度,增加商家的违法成本,有效解决不特定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

  赋予消费者组织独立的法律诉讼地位具有可行性,目前也有成功的范例可以借鉴。比如,《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可以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劳动合同法》第56条规定,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经协商解决不成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人之间几个法律问题的复函》,也以司法解释的方式确定了“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诉讼主体地位。我们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的经验,对《消法》进行修改,明确规定消费者组织或其他公益组织可以就侵犯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代表受侵害的不特定消费者向法院提起诉讼。

践行者宣言

  “受害的消费者单兵作战很难取得满意的结果。” ——邱宝昌

践行者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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